日尔曼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和日德兰半岛，公元前六至一世纪，逐渐扩及欧洲中部日尔曼尼亚广大地区，是蛮族世界中人口众多，势力强大的集团，在摧毁奴隶制罗马帝国和西欧封建制的产生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对于他们的社会和生活，人们所知甚少，只有恺撒和塔西佗记述最详。恺撒征服高卢时与日尔曼人发生过接触，他在他的《高卢战记》中详细记叙了日尔曼人的情况。根据恺撒记载判断，日尔曼人生活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制度之下，多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而农业并不占主要地位。恺撒还提到日尔曼人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占用土地只限一年，以后便转到新的地段。这种耕地的一年一换制，可能是刀耕火种的原始耕种方法所造成。另据恺撒所记载，当时日尔曼人仍未定居，他们携带牲畜，把家什装在车上拉走，这种半流动的生活方式说明农业还没有成为压倒优势的生产部门。恺撒强调日尔曼人财产的平等，未曾提到奴隶，军事领袖只在战时选出，但恺撒时代也出现了某些原始公社解体的征兆，出现了有势力的贵族，军事贵族及其亲兵队，掠夺战争经常发生。塔西佗的著作详细记述了日尔曼人的社会制度，政治组织和物质文化生活。在塔西佗时代，日尔曼人已永久定居，农业所占比重有所增加，但畜牧业仍占重要位置，他们的土地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土地按价值划分，贵族和富人占去大量好地，普通人和一般战士只有少量坏地。日尔曼人内部开始出现社会分化，尽管土地私有制还没有出现，但已有了早期农村公社（未来的马尔克）雏形。
塔西佗证实日尔曼人存在奴隶，但与罗马的不同，主人把份地交给奴隶耕种，并给他们必要的生产工具，征收一部分收获物作为地租。塔西佗认为日尔曼奴隶的地位与罗马隶农相近，此外，还有债务奴隶制，这都说明日尔曼人的阶级分化已开始。塔西佗还谈到选举国王和领袖的问题，贵族会议权力很大，决定一切重大事项而部落大会减少了，公社成员要负担经常性的贡税，这说明日尔曼人已出现了产生国家的因素。
公元前二世纪，日尔曼人开始与罗马人冲突，高卢变为罗马之行省后，日尔曼人开始在多瑙河、莱茵河与罗马为邻，但双方相持局面并没维持多久。随着罗马日趋衰落，军事力量不断削弱，而日尔曼人已逐渐发展到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阶段，不断向罗马边界冲击，罗马边境危机由此产生。在公元最初几世纪，日尔曼人的社会生产力得到长足发展，使原始公社迅速解体，部落首次权力增大，掠夺战争使贵族大发其财。所以，早在民族大迁徙之前，罗马经济文化生活的某些因素已经侵入日尔曼社会，而日尔曼人或为罗马服兵役，或作为同盟者，或被俘为奴而大批进入罗马帝国，这样就发生了两种人、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文化互相接触彼此影响的历史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