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反党集团”的莫须有罪名错误地批判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会议决定撤销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设立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隶属政治局常委之下。会议通过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随即全国出现了批斗干部、教师、学生，冲击学校党组织等混乱现象。

　　（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

　　1966年8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在不能进行正常民主讨论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全国动乱局面的形成

　　（一）红卫兵运动

　　1966年从8月至11月，毛泽东在北京先后8次接见了110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和红卫兵。红卫兵在“造反有理”的旗帜下，从冲击学校到冲击社会，他们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捣毁文物典籍、名胜古迹； “炮打”各级党政机关。

　　（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10月，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次会议之后，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12月，“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全国城市和乡村，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三）上海“一月风暴”

　　1967年 1月，上海，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所谓上海“一月风暴”。毛泽东表示支持造反派的夺权。夺权运动迅速波及全国。

　　（四）二月抗争

　　1967年2月前后，在中央召开的军委碰头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碰头会等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江青、康生一伙向毛泽东做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从此，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完全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

　　（五）中共九大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林彪在会上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全面肯定和发展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