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郑和下西洋
郑和原姓马，小字三宝，云南昆明州（今晋宁）人，回族，世奉伊斯兰教。十二岁入燕王朱棣藩邸，为宦者。朱棣称帝后，升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世称“三保（三宝）太监”。郑和有才能，又是伊斯兰教徒，时南洋诸国多奉伊斯兰教，因之成祖欲遣人前往，郑和便入选。明代以婆罗洲（今加里曼丹）以东为东洋，以西为西洋。郑和所到之处大都在婆罗洲以西，所以称为郑和下西洋。下西洋的原因 明成祖命郑和下西洋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宣扬明朝的国威，扩大明朝在海外的政治影响，招致各国来朝来贡。其次，也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尤其是朝贡贸易，让各国以朝贡的形式来中国做买卖。或说郑和航行的目的在于追寻建文帝的踪迹。当然建文帝的下落不明，在明成祖不能没有疑问，使郑和兼有这样的动机也未可定，然而这决不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下西洋的经过 郑和奉命出使西洋，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凡七次。第一次在永乐三年（1405年）冬至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第二次在永乐五年冬至永乐七年（1409年）夏末，第三次在永乐七年九月至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第四次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至永乐十三年（1415年）七月，第五次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冬至永乐十七年（1419年）七月，第六次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春至永乐二十年（1442年）八月，第七次在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至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
郑和船队所到的主要地方有：渤泥（今加里曼丹）、满剌加（今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彭亨（在今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三佛齐（今巨港一带）、爪哇、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占城（今越南中部），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榜葛刺（今孟加拉）、古里（今印度西海岸科泽科德）、小葛兰（今印度西海岸）、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属伊朗）、阿丹（今亚丁）、天方（今麦加）、木骨都束（今非洲东岸，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马里的布腊瓦）、竹步（今索马里的朱巴河口一带）、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总之，从1405到1433年，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前后二十余年，经历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处到达了红海的海口和非洲东岸，并且越过了赤道。下西洋的意义 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征服海洋的壮举，有着伟大的意义。第一，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事业上，做出了巨大贡献。郑和下西洋发生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开始于1405年，这比哥伦布在1492年到美洲要早八十七年，比迪亚士在1487年发现好望角要早八十二年，比达•伽马在1498年到达印度卡里库特要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在1521年到达菲律宾要早一百一十六年。郑和下西洋的规模是无与伦比的。如第一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六十二艘，官兵二万七千八百余人。第三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四十八艘，官兵二万七千余人。第四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六十三艘，官兵二万七千六百余人。第七次下西洋时，有宝船六十一艘，官兵二万七千五百余人。郑和的船队以宝船为主构成，此外，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许多船只，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郑和的宝船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合138米多，阔一十八丈（合56米）。这种宝船有九桅，张十二帆，“体势巍然，巨无与比，篷帆锚舵二三百人莫能举动。”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
郑和七下西洋的结果，打通了从中国到东非的航路，把亚、非的广大海域联成一气，这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成就。第二，郑和下西洋的结果，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和平交往，发展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郑和开始下西洋后，亚、非各国多遣使来中国建交及进行贸易。自郑和下西洋后，中国人民到南洋去的日益增多，把中国进步的生产技术和手工业品带到南洋各地，对南洋的开发起了巨大作用。第三，郑和下西洋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随从郑和航行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记载了所经各国的情况，丰富了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又郑和下西洋时绘有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见明茅之仪《武备志》卷240），一般简称为《郑和航海图》。此图蜚声中外，其中虽有一些错误，但至今仍有重要价值。
二.蒙古族与北部边疆
元朝灭亡后蒙古贵族返回漠北不久，分为三部：西——额尔齐斯河和准葛尔盆地的瓦剌部，中——鄂嫩河、贝加尔湖以南的鞑靼，东——西辽河一带的兀良哈部。仍然过着游牧生活。
明初与诸部没有大的冲突，也无密切联系。最早发生冲突的是北面的鞑靼人。明成祖永乐七年，阿鲁台擅权时，明朝使者郭骥被杀，引起明军讨伐，被鞑鞑军打败；成祖率五十万大军亲征，打败鞑靼人，迫使阿鲁台称臣，但不久又反叛，引起明成祖四次亲征。第四次亲征时明成祖朱棣病死在途中。
由于明成祖称燕王时与兀良哈部关系较好，靖难之役时，兀良哈部曾出兵从征，立有军功，成祖继位后封兀良哈各部首领以军职，并赐与耕牛农具，关系比较融洽。关系最紧张的是西部的瓦刺。瓦刺人在明初分三部分，其中马哈木部最大，明朝封马哈木为顺宁王。马哈木以明朝原封鞑靼部阿鲁台为名，发兵攻内地，被明成祖亲征打败。马哈木死后其子脱欢统一了各部，又统一了鞑靼部，脱欢尊鞑靼首领为汗，自称太师，沿袭顺宁王，掌实权。脱欢死后，其子也先继太师位，梦想“求大元一统天下”，效法成吉思汗，忽必烈，向中原扩张。
此时已是明中期，英宗在位，太监王振专权，朝政腐败，边备松驰，明王朝以“通贡”厚赐来安抚瓦刺人，成为明王朝的沉重经济负担。王振粉饰太平，凡瓦刺人所请，无所不给，使瓦剌人的胃口越来越大。有一次，瓦刺人来京贡马，明朝按来人数赏赐，瓦剌多报为三千五百（实际二千五百），王振怒，令礼部按实口给赏，引起也先的反叛。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发四路大军南征，并亲征大同；大同告急“边报”一天十几次送到北京，王振挟英宗亲征，毫无准备即带五十万人迎击瓦刺，经宣府西行，刚到大同，发觉其它地方接连陷落，大同成了孤地，便急忙退兵到宣府。也先率军追赶，又奔怀来城，行至离城二十里处的土木堡时，王振以随行物品未到而等待，没能及时入城，被也先围在土木堡，也先先议和，英宗许之，准备出城转移，刚一移营，也先即率军杀入，官军死伤大半，王振诸人被敌军所杀，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
英宗被俘后，在敌营写信给怀来守臣，守臣送到北京。当时京师兵不及十万，人心动乱。太后、皇后没了主见，大臣请迁都南京，学士于谦力拒，说：“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独不见南渡乎？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三天后，太后见英宗无音讯，即令成王朱祁钰总百官，又立为帝，即景泰帝（代宗）；于谦为兵部尚书，负责守住京师，十月也先进攻京师，于谦率军抵抗，大败瓦刺军；也先以杀英宗要挟攻占北京，于谦提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也先阴谋未能得逞。
后来也先又数次进逼北京，均被打退，第二年也先与明议和，放回英宗。英宗以“太上皇”名义住在南宫。八年后， 代宗病危，在宦官曹吉祥和原主张迁都的徐亨等人的支持下，英宗重新登基，史称“夺门之变”或“南宫复辟”。英宗迁怒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杀于谦，现北京仍有“于忠肃公神祠”（东单内）。后来瓦刺部发生分裂，也先被杀后，势力衰落，东部鞑靼势力崛起。到嘉靖年间，俺答汗强大起来，又南下进攻大同；后鉴于力量不及，与明修好。俺答汗死后，其妻三娘子掌权，与明和好，封忠顺夫人，三娘子掌权后，明与蒙人民在张家口，大同等开马市，官民交易，没发生大的冲突。
为了防止蒙人的再度袭扰，明政府也趁和平时期修筑边城，先后设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苏州、太原、固原九个要镇，史称“九边”，有重点地把守，同时又整修长城，现存的长城即是明中期为防蒙人而修筑的。后蒙人附于女真（满人）。
三、中日交往与抗倭斗争
自明朝初年，日本就不断派使者来华；明朝也在洪武二、三年接连派人去日本，两国邦交正常。永乐时日本使臣来华，成祖还派官员护送回日本。中日的经济贸易交往也一直在进行，洪武初设宁波市舶司，就是为了与日本交流。日本商人来华后在杭州、南京、扬州等地贸易，商品有刀、剑、漆等，中国商船也到日本的长崎等处，输出丝绸，书籍等，有官方贸易，也有私人贸易，同时双方也在文化方面进行很多交流。
但有些日本“海盗”常劫夺财物，威胁贸易的正常进行，永乐初只好规定双方贸易每十年一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宣传时放宽到“人毋过三百，船毋过三艘”。
1．倭寇骚扰与抗倭斗争
自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即明朝一代，日本正处在南北朝分裂时期，战国时期，封建诸侯割据混战。同时为掠夺财富，又纠集一些没落封建主、武士、浪人和走私商人，在海上武装抢掠，特别是抢夺中国的商船，甚至骚扰中国沿海城乡，被称为倭寇。倭寇骚扰自元末即已开始，洪武初掠苏州、崇明，为明朝守军击退。永乐时，一方面允许和限制中日贸易，一方面加强海防，“量地远近，置卫筑城，水陆设防”，破坏尚不严重。正统已降，国家财政日衰，海防渐趋松驰，倭寇侵扰越来越多，给海上贸易，特别是沿海地区人民的生命安全以严重威胁。如正统四年，倭寇便扰浙江台州一村，“发掘冢墓，束婴竿上，浇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造成流血成川。嘉靖时，沿海卫所的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士兵“十百三四”，凡倭冠“剽掠辄得志”。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大商人，海盗与倭寇勾结，如汪直、徐海、毛海峰，加重了倭患。嘉靖二十七年明朝派朱纨巡抚浙江，朱纨封锁海面，捕杀通倭海盗，但大商人指使在朝的官僚弹劾朱纨滥杀无辜，迫使朱纨自杀，此后“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头不敢言海禁事”，倭寇更加嚣张。
嘉靖三十一年，浙江台州一带被骚掠；次年又进犯海边的温州，宁波、绍兴、及江苏、上海、南京，“滨海数千里，同时告惊”，甚至打到江北的南京，“杀伤四五千人”（明史本传55）。倭寇攻嘉定城时，驻军逃逸，城内有马八百，两人，率众保城，冲入敌阵，杀死十余人。并流传着许多老少妇幼助战的佳话，如嘉定被袭，守军困睡，一个十岁少年巡城时发现告警，在发警的同时被倭寇杀死。淮北铁匠将自己打造的全部刀剑拿来率众御寇；福建长乐城被倭寇炸崩，全城老幼协助守城，抵挡敌人。
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戚家军是抗倭的主要力量。他看到明军腐败，便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自励，募集勇士，抵挡倭寇。戚家军主要由农民、矿工组成，戚继光倾家资造武器，在内地沼泽湖泊中训练，然后与倭寇交战十余次，平定了浙江的倭患。然后转入福建，与另一抗倭名将俞大猷平定了福建倭患；俞大猷又率军平定了广东的倭患。才使沿海的倭患平息下去。
2、抗倭援朝战争
朝鲜即隋唐时期的高丽，原与中国有藩属关系，宋代渐渐脱离，元朝时期仍在版图之内，明代成了友好邻居。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并且由于特殊的地理关系，成了中国东北的大门，存亡安危利益一致。万历年间，日本国内分裂混战的形势也有了变化，丰臣秀吉战胜其它割据势力，统一了日本。为了满足封建主和商人们的贪欲，大肆向外扩张，万历二十年（1592）发动了侵朝战争，战船数百，日军十万，从釜山登陆，很快攻克汉城。朝鲜国王派使向明求援，鉴于日本之意实在中国，明派宋应昌等将兵四万渡过鸭绿江，赴朝抗倭。很快击败日军最精锐的部队，收复部分国土，扭转了战局。丰臣秀吉便以讲和来诱使明军撤军；明朝兵部尚书主和，军队撤回。五年后，丰臣秀吉再次进攻朝鲜，明政府派军入朝，连败日军，日军从海上撤退时，又在釜山附近的海面上与日军展开决战，几乎全歼日本水军，在这次决定性战役中，中国名将邓子龙和朝鲜李舜臣都牺牲了。日军很长时间不再进犯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