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躲避战火和日军烧杀抢掠，坚持抗战，“中国社会的重心迅速西移”。
一、西南大后方的建设
（一）工业内迁
（二）兴办了一批工矿企业
（三）高校的内迁
（四）人口大规模向西部地区流动
（五）银行业发展较快
（六）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二、西南大后方工业发展原因
1．大规模工业内迁的推动作用
2．有一个独立的充分市场
3．沦陷区人口大量迁移到西南后方，增加了对工业品的需求。战时各种物资的需要也推动了工业的发展。
4．大量科技人员和设备迁到后方，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5．国民政府采取的扶持政策。鼓励内迁，代征土地，低息或者免息贷款。鼓励资源开发。鼓励发明创造。
三、西南大后方工业发展特点
1．官僚资本的垄断和统治。
2．生产资料部门发展速度大大超过生活资料部门。
3．规模小，设备简陋。
以国统区为重点。国民政府完成了从和平经济到战时经济的转变。
战时工矿区内迁。1937年8月13日前开始到1940年，内迁工厂600家，为保存抗战的经济力量。奠定后方建设、 开发西北西南工业，在技术、设备与人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国营工矿业有了较大发展，战时工业发展方针：“以军需工业为中心”，重点发展重工业、开发矿业资源、发展电力等。1943年，共有工厂656家。
民营工矿业。1944年共有工厂近5000家。1939年前，主要生产军需品，1939年年后转向非军工生产，涉及发电、煤炭、钢铁等领域。
农业经济。1940年国民政府设立农林部，设立农村金融网，组织农村合作社，推广科学种田，增加农产品出口，复兴中国农村。1941年起，国民政府对农村实行“三征”（征实、征购，征税），加重了农民负担，弊大于利。
交通运输业，有长足发展。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及西南交通网的建立。
商业与外贸。对战略产品如桐油、钛、钨实行统购统销、贸易统制。
财政与金融。成立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四联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政策的制定及相关特种业务。1937-1944年间四联总处核定的放贷总额是495.56亿元，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四、日本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日本占领东北、华北后，通过扶植傀儡政权、经济掠夺、推行奴化教育等形式，开始了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政治上扶植傀儡政权，日本通过建立伪“满洲国”、华北自治政府、维新政府、南京汪伪政府等，实行“以华治华”的政治统治。在沦陷区强化保甲制度，即对居民10户编为一甲，若干甲编为一保，设立保长。若干保编为一乡或一镇，设立乡镇长。若干乡镇编为一区，设置区长。居民发给“良民证”。所有车辆船只必须登记，外出运输必须领取特许证方可通行。与此同时，日本还操控建立了各种伪民众团体与发动组织，配合伪政府进行殖民统治。
1937年12月，日本仿照东北的“协和会”，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新民会”，由华北日奸头子王克敏兼任会长。1938年7月，日本在上海成立了“大民会”，不久迁移南京，由梁鸿志兼任总裁。另外，日本还在武汉成立了“正义会”等组织。这些团体与组织，利用各种理论或主义，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做辩护，迷惑和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在基层，日伪 在实行保甲制度的同时，还建立“维持会”、“自卫团”、“爱乡会”、“政工团”、“特种教育委员会”等组织，从事抽查保甲、监视居民、巡逻报信、站岗放哨、支差服役、宣传教育等活动，严密窥视沦陷区人民的言行。
为了弥补日军兵力的不足，日本大量在沦陷区编练伪军。在华北，组建“华北治安军”，齐燮元任总司令，下辖3个集团军。1940年10月改称“华北绥靖军”，扩大到4个集团军。在内蒙古地区组建伪蒙军，由李守信任总司令，下辖9个师。在华中，组建伪绥靖军，由任援道任总司令。1939年12月，在上海举办军官训练团，培训伪军骨干，汪精卫自任团长。1940年3月，汪精卫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后，组建了最大的伪军——“和平救国军”，汪精卫兼任委员长。在华南，1940年底成立了“广东和平建国军”，黄大伟任总司令。这些伪军建立后，直接受日军控制和指挥，主要任务是担任警备和协助日军作战，特别是在对占领区的“治安肃正”作战中充当了日军的帮凶。
日军同时对沦陷区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掠夺。日本把中国工矿企业分为统制事业与自由事业：统制事业包括矿山、钢铁、交通、通讯、公用事业等，由日本政府、军阀、财阀垄断经营；自由事业主要包括轻纺、面粉、造纸、火柴、水泥、烟草、肥料、商业等，主要由日本的私人会社控制经营。1937年12月，日本在中国建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会社，统制了东北的21种轻、重工业，疯狂掠夺东北矿产资源。从1937年开始，日本先后在东北实施了两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重点开发东北的煤炭与生铁。东北生产的原煤有22800万吨、生铁有1200万吨被运往日本。
1938年11月，日本同时成立了“华北开发公司”和“华中振兴公司”两大“国策公司”，以所谓“中日合作”的形式，目的是“以战养战”，掠夺中国资源。按照条文规定：“华北开发公司”所属各企业，中国投资45%，日本投资55%；“华中振兴公司”所属各企业，中国投资51%，日本投资49%，实际上企业经营权完全归日方所有，大部分利润也被日方占有。“华北开发公司”是日本政府与北平“临时政府”合资兴办，经营范围涉及各行各业，子公司有29个，主要以“二黑二白”，即煤、铁、盐、棉为重点，是日本在华北进行经济掠夺的最大垄断组织。“华中振兴公司”是日本政府与南京“维新政府”合资开办，子公司13个，控制了华中地区煤炭、钢铁、电力、水产、蚕丝等行业。此外，日本在华南还建立了橡胶、制糖等公司，实行经济掠夺。
对沦陷区农村，日本殖民统治的方式是：强占土地。其方式主要有：强行圈占和没收土地，以用于其修筑兵营、仓库、公路、机场、碉堡、封锁沟等；通过分配给移民土地达到对中国土地的占有，将近100万的日本移民，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中日实业公司”没收了军粮城、茶堤两大农场的土地5万多亩，日伪合办的“垦殖公司”圈占冀东沿海土地达7万顷。其次，地方伪政权任意征收苛捐杂税，加重了对农民的盘剥。第三，强行以低价收购农产品。第四，日伪军直接抢掠粮食、牲畜及各种财物。
日本在沦陷区扶植伪政权的同时，还成立了银行，发行货币。如张家口的蒙疆银行发行“蒙疆券”，北平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上海的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联券”。这些几乎全是没有准备金的不兑现纸币，仅仅靠武力维系其“信用”。日军还从1938年11月起发行“军用票”。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各种银行，通过发行伪钞、收兑法币、套取中国外汇基金等形式，破坏中国的金融体系，引发了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
推行奴化教育与宣传也是日本在沦陷区进行殖民统治的重要环节。日本先后在中国沦陷区建立“蒙疆学院”、“新民学院”、“建国青年学院”等高等院校，目的是为其各级傀儡政权培养后备梯队。中等教育主要以“务实”教育为主，培养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技术人才与师资队伍。日伪还强令中小学把日语列为必修课程。教学内容主要是进行反共、媚日与卖国教育，篡改和歪曲中国历史与文化，宣扬“日中同文同种”、“中日满亲善”以及汪精卫集团的“和平”汉奸理论，用中国文化典籍中的章句来解释汉奸理论“新民主义”，提倡尊孔读经，倡导“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此外，日伪还通过其创办的100多种期刊报纸，夸大日军的军事胜利，制造日本必胜、中国必败的舆论，目的是彻底取消中国人民的抗日思想，以实现其完全征服中国的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