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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十年的中国社会经济

[日期:2011-12-07] 来源:博仁教育  作者:lbx [字体: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措施


  在1927至1937年十年间,国民政府曾经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措施。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


  (一)统一了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改革了税制


  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在财政经济方面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整理了财政,统一了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改革了税制,整顿了三税(关税、盐税、统税),1931年废除了制约商品流通的厘金制度。


  (二)开展关税自主运动


  1.争取关税自主运动经过


  1927年7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自9月1日起,在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6省,实行关税自主,裁撤厘金。同时规定,外国进口货物按照5%的税率征税,普通品值百抽7.5,甲种奢侈品值百抽15,乙种奢侈品值百抽25,丙种奢侈品值百抽57.5。


  2.关税自主运动的评价


  (1)收回了中国关税权


  (2)关税收入增加,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3)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商业和国内市场,抵制了外货倾销。


  但海关行政管理权仍然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还不能算完全的自主。


  (三)实施币制改革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将白银收为国有。


  1.背景


  (1)旧中国货币混乱(银元、银两、铜币和纸币等,发行权分散)


  (2)国民政府开支大,为了弥补财政赤字。


  (3)为了摆脱美国白银政策的影响


  美国高价收购白银,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


  2.主要内容


  (1)统一货币发行权。以中国、中央、交通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定位法币。


  (2)法币准备金。以现银六成和有价证券四成的比例充之。


  (3)实行白银国有。


  (4)确定了法币的对外汇率。如法币1元合美元2角9分5厘。


  (5)推行新的辅币。


  3.评价


  积极方面


  (1)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2)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3)在货币形式上是一种进步


  消极方面


  (1)为官僚资本对金融的控制和垄断提供了条件


  (2)使得国民党政府在外汇和军火买卖方面捞到好处


  (3)助长了商业投机


  (4)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


  (四)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1.实行铁路国有化,收回对铁路的管理权
收回、扩建铁路,使得中国铁路长度增长47%。


  2.修筑了10万公里的公路。


  3.开展农村复兴运动


  上述一系列经济措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30年代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缓慢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的发展趋势。


  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


  (一)以筹措内战军费为名大肆搜刮积累资本


  1.增加税收(关税、盐税、统税),是南京政府财政的三大支柱。


  2.举借内外债。共发行14种外债约2亿元,内债26亿元。


  3.购买军火


  (二)建立金融体系进行金融垄断


  1.建立中央银行


  2.兼并和控制一些大银行。兼并中国、交通银行。控制四行二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备汇业局)


  (三)对工矿、交通和商业的控制和垄断


  1.在工矿业中垄断市场。没收和接办北洋政府的企业。自建一批企业。


  2.交通运输和商业中的垄断活动


  (四)对民族资本的侵吞和掠夺


  1.利用债务关系侵吞民族资本


  2.强购企业股票控制和侵吞民族企业。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被宋子文控制


  (五)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和公布“五五宪草” 国民经济的复苏


  中国在实行法币政策以前,一直是银本位国家,银两和银元是货币的主体,银两是中国几千年的货币制度,以白银重量计值,以两为计算单位,故称银两。但银两的成份极为复杂,使用也很不便,所以,到后来只作记账单位而不作为货币到市场流通了。1929年,中国曾聘请美国著名货币专家甘未尔教授来华,帮助国民党政府讨论制定了《金本位制条例草案》,但因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而未实现,继续实行银本位制。为了统一币制,国民党政府在1933年4月6日,公布了《废两改元》的训令。训令规定: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1934年6月,美国宣布实施《购银法案》,授权其财政部以高价购买国外白银。此举造成国际银价飞涨,中国汇价因此而激升,白银大量外流。据统计,1934年7月1日到10月15日,仅仅3个半月时间,中国白银外流量就有2亿元之多。银行停业或倒闭,通货奇缺,物价持续低落,经济萧条,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害。同时,也损害了在中国投资最多的英国的经济利益。1934年10月,蒋介石在汉口秘密召集宋子文、孔祥熙进行磋商,决定实施法币改革,彻底废除银本位制。1935年9月,英国政府派遣其财政专家、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兹?罗斯爵士来到上海,秘密协助国民政府制定法币改革方案。


  1935年11月3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财政部改革币制令》。财政部长孔祥熙发表了宣言,开始实施法币政策。法令分六条,要点有四个:

 
  第一,统一钞票发行权。钞票发行权收归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1936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自法令颁布后,其他银行一律不准发行钞票。其他银行发行的、现在正流通市面的纸币,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停止使用。


  第二,废除银本位制,法币为惟一货币。规定中央、中国、交通等行的钞票为法币。国内“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偷漏。”凡银钱行号,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币生银等类者,应即兑换法币使用。

 
  第三,实行白银国有,作为法币准备金。布告规定:“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币和银类者,均必须交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惩治。”把全部白银收归国有,作为法币的准备金。


  第四,规定法币对英镑的汇价。布告规定:“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根据中国货币近5年来对英镑的平均汇价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5便士。其他货币按照英镑的国际汇率套算,如美汇为29?5美分。法币本身没有法定的含金量,也不能兑换银币,但它以外汇为本位,信用由外汇的价格决定,是一种汇兑本位制。


  英国夺取了中国货币的控制权,美国当然不肯罢休。于是立即采取停止在伦敦购银,降低银价的办法,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就范。因为,中国靠出卖白银换取美元做法币的外汇准备金,美国降低银价,停止在伦敦购银,直接影响了法币准备金的来源和汇价的稳定,这对英国和国民党政府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于是,国民党政府立即派驻美公使施肇基,向美政府求救,美财政部长摩根索马上密电上海的花旗和大通两行代替美财政部向中国政府购进银2,500万盎斯。1936年5月,又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为代表,与美国政府正式签订《中美白银协定》,以中国人民数千来年血汗的结晶品白银,向美国合法输送为条件,求得了法币同美元的固定联系。协定规定,由美国按照市场平均银价大量购买中国的白银,价格为每盎斯白银合0.45美元,价款以美元交付,存放纽约,中国还不得把白银卖给其他国家,以防银价涨落。这样,法币又同美元发生了固定的比价,从而成了英镑和美元的共同附庸。法币政策是在英美帝国主义直接操纵和支持下产生和实行的,它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深深的殖民地性质的烙印,这是勿庸置辞的。


  尽管如此,法币政策的实施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统一货币,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实行白银国有,稳定法币汇价,有利于稳定国内金融业,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增长;增加货币流通量,刺激物价上升,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复苏。


  1936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为是5月5日公布,因此又称“五五宪草”。1932年12月,国民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孙科等提议依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规定,应从速起草宪法,召开国民大会,要“结束党治,还政于民”。 1933年1月,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对中央全体会议通过的25条原则经过研究,反复修改7次, 完成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制定。《五五宪草》分为 “总纲”、 “人民之权利义务”、“国民大会”、 “中央政府”、 “地方制度”、“国民经济”、“国民教育”、“宪法这实施和修改”共8章148条。 其主要特点是:第一,实施“权能分治”原则,即“政府有能、人民有权”的原则。第二,实行“五院制”,以国民大会执掌中央政权,以“总统”及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及监察五际执掌政权。行政院对“总统”负责,“总统”对“国民大会”负责。《五五宪草》本应交 “国民大会”决议, 但抗战爆发后,“国民大会”一直延期到抗战胜利才召开。比较1931年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8章89条,内容与精神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进步。


  但是,这部宪法草案有许多局限性。“五五宪草”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国体“为三民主义共和国”。国民党如此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其“一党独裁”统治。具有国民党官方背景的萨孟武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之特质》一文中就毫不讳言地指出:“五五宪草”的特质之一,是“一党专政”,因为宪草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中华民国国体“为三民主义共和国”,凡不信仰三民主义的政党都不能允许其存在。有了这条规定,不仅在宪政开始之前,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党,即国民党;就是在宪政开始之后,“中国仍只有一个政党,即是中国国民党”。“五五宪草”在有关人民居住、迁徙、言论、著作、出版、通讯、宗教信仰、集会结社等权利条款上,采用的是法律限制主义,有关条文后都写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的附加条件。从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来看,“五五宪草”采取的是中央集权主义,没有给省规定任何权力,财政权集中在中央,省预算成为中央预算的一部分。1946年,在此草案修订的基础上,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


  1935年4月1日,蒋介石发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宣布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总目的:增加生产总量,解决生活需要;增加工作机会,解决失业问题;增加输出产品,借谋贸易平衡;保障投资安全,鼓励生产活动。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是:1?提倡征工。即动员老百姓做义务劳动,凡筑路治河,修整堤坝,培植森林,开辟疆地,均以征工制度行之。2?振兴农业。包括增加农产,活跃农村金融,流畅农产运销,推行农村合作,以达粮食自给并力求增加工业原料等。3?鼓励垦牧。一切公私荒地要尽量开垦,对地广人稀之处,要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屯垦,经营蓄牧,并实行屯田制,以实现地尽其利。4?调节消费。以最大之努力,尽量节约消费,调剂供求。5?振兴工业。对农产品加工,提倡就农村或其附近发展,对一般工业应由政府实行保护和奖励的政策,对于那些地方上无力举办的大工业,应由政府、企业家一致进行。6?开发矿产。政府应采取积极的保护及奖励政策,调查各地矿产,改进采掘方法,禁止地方政府与任何特殊势力把持矿产,与民争利。并欢迎外国投资。7?流畅货运。一方面尽量发展全国各处的道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的办法。同时又在各地设立主要农作物的公共仓库和运输机关,以便屯积和转运。8?调节金融。鼓励储蓄,设置完备之农村借贷制度,并要全国人民绝对赞助国家关于货币汇兑之政策。


  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推动下,加上大规模内战基本停止,中国的国民经济在1936年开始出现复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达到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1936年,除四川、河南、广东三省受灾减产外,全国农业生产均获丰收,农业产值达法币56亿元,比1933年至1935年的平均产值高出17亿元,增加了将近45%。其中,棉花增加78?4%,小麦增加8?3%,大豆增加3?8%,稻子、高粱、芝麻、烟叶等也比历年的产量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的增长,提升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工商业的发展。1936年的工业品总产值为法币122亿元,比1935年增加11%。其中,棉纱增加29%,水泥增加26?2%,火柴增加18?8%,电力供应增加8?1%。1936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比1935年增加了8%。另外,1936年对外贸易入超大为减少,出口增加。但是,经济复苏所出现的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断了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


  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一)1927-1930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1.表现


  占中国民族资本44%的纱厂、丝厂、卷烟厂都增长。棉纺织业、丝绸工业、机器工业、面粉厂此间呈不断增长趋势。商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也有发展。


  2.原因


  (1)与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相关。“五卅运动”等抵制日货、英货。


  (2)与国内政局有关。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关税自主。民族资产阶级欢迎蒋介石上台。


  (3)民族资本家的积极经营。


  (二)1931-1935年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衰退


  1.表现


  注册工厂与资本额从1931年后明显下降。工厂改组与倒闭情况严重。


  2.衰退原因


  (1)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


  (2)东北三省的沦陷


  (3)美国的白银政策的影响


  (4)连年自然灾害


  (三)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高峰:1936,增长率11.8%.


  1936年经济危机过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农业、工业和商业均有发展。


  四、中共开辟农村革命道路,实施变革中国社会的新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广大农村建立起许多大小不等的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在农村艰苦环境下,创造了系统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


  五、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变革更加深化。


  表现在文化思想意识方面,30年代,不同的政治文化思想的论争更加激烈。


  30年代,社会各阶层继续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模式。胡适的改良主义。乡村改良运动遍及大江南北,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晏阳初主持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派。


  人口出现大规模流动的趋势。


  30年代,中国继续向现代社会转型,其基本状况是,传统与现代两种社会生活并存,一方面是具有较多现代性特色的城市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在全国广大农村,仍然较多的维持着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生活习俗。这一时期,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政治组织,更多地涌现出来,如各种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和知识分子组织,也包括国共两党之外第三党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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