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的出现
（一）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及其纠正
1927年11月，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党内的“左”倾情绪。
（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及其克服
1930年6月11日，在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二次统治了党的领导机关。
二、红军反国民党四次“围剿”的胜利
1930年11月，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围剿”。
1931年2月，蒋介石组织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个师的兵力，分3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中国共产党于1929年10月，领导建立了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一）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王明于1930年10月至11月写成的《两条路线》，即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纲领。其主要错误表现在：
1.对革命性质、形势和阶级关系作出了错误的分析。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实行“关门主义”，主张“进攻路线”，宣称“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2.对革命道路问题和城市斗争的方针问题提出了错误的政策，低估根据地建设和农村游击战的重要性，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坚持“城市中心”论，号召全党准备决战。
3.在土地问题上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政策。在组织上大搞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强调所谓的“正规化”、“正规战”、“全线出击”等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
（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最大危害是直接导致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
1933年10月，蒋介石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及相邻苏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四、遵义会议与红军长征的胜利
（一）长征的开始
面对严峻形势，临时中央在1934年夏被迫开始考虑红军主力的突围转移问题。
7月，寻淮洲、粟裕等领导的红7军团改组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奉命从瑞金出发
8月，任弼时奉令率红6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
9月，鄂豫皖的红25军在程子华、吴焕先的领导下，也奉中央命令准备突围西征
这三支先遣队的行动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掩护了红军主力的长征。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5个军团连同中央机关共8.6万余人，相继从江西瑞金和福建的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向红2、6军团所在的湘西进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和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随后红军强渡乌江，于1935年1月占领黔北重镇遵义。
（二）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通过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会后，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遵义会议意义。
（三）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到达四川懋功，与红4方面军会师。
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两军会合后集中主力北进
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做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徐海东、刘志丹等率领的红15军团胜利会师。至此，中央红军历时一年，行程两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终于胜利结束。
1936年10月，红l、2、4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曾经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它标志着红军战略退却的终结和战略转移的完成，开创陕甘宁苏区新局面战略阶段的开始，并为向民族革命战争实施战略转变作了准备。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红军主力在西北胜利会师，就成了战略转变的转折点。同时，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从南到北，由东到西，宣传了红军，播种了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