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的行政区划都是统治者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对全国进行地域划分和对地方政权采取一定组织形式的一种制度。政区的划分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和阶级,也就没有国家和行政区。人类社会进入以氏族血缘关系为主的时期,是部落和部落联盟。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有七千余处,那时并没有地域观念,只有人群的概念,迁移是以人群为主。随着农业发展,人类逐渐由迁徙不常转变为定居,有一定区域被长期控制,才渐渐有了地域观念。这时也正是由部落联盟演变到国家的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公元前21世纪出现的夏代。
中国早期文明的开端表现为分散的原始氏族部落经过长期交融,形成三个以地域划分的部落联盟。一是活动于黄河中游的夏人,一是活动于黄河下游的夷人,还有一个是流动于长江流域的苗蛮集团。
夏朝,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其中心地区在今河南省西部,以及黄河北岸、山西省南部地区,以河南偃师二里头类型的文化为夏文化的代表。夏都阳城可能是登封王城岗发现的古城址。以后,夏的势力向东扩展,融合了东方的夷人。向南发展到长江、淮河之间,与南方的苗蛮频繁交往,形成了中国的主体民族华夏族。虽然从此以后夏在黄河流域有了较固定的活动区域,但并无统一的管理和区划。
商、周时期,出现了“分土封侯”、“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度,商王、周天子将王畿以外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诸侯、卿大夫,作为他们的采邑,各受封领主在自己的封地内享有绝对的权力,仅仅对商王或周天子以象征性的贡纳和服役,王与诸侯各自为政,因此在商、周王朝的疆域内并没有真正的地方行政区划。
商朝,约公元前21-16世纪,商朝的都城曾多次迁徙,盘庚以后稳定在今河南安阳的小屯一带,为商王的王畿。《尚书•酒诰》指出商代有内、外服之分。内服是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外服是分封给邦伯的封地。以后演化成“五服”“甸(日祭)、侯(月祀)、绥(宾,时享,即每季祭祀纳贡)、要(岁贡)、荒(终王死时才来通知)”,此说只是依据远近表示小诸侯应尽的义务和待遇,所以不能算地方行政区。
只有当君主对所辖疆域内进行直接的统治,才是地方行政区划开始的标志。
西周,公元前11--8世纪建立西周的周人起源于陕西黄土高原,曾经是商朝的封国,受戎、狄人侵扰,迁徙到河谷平原,建都丰镐(今陕西西安西南)。
西周有两次大分封:
第一次是武王伐纣以后,封功臣谋士。第二次是周公东征胜利后,重新分封。这两次把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的位置大致确定下来,也为以后郡县制时代的行政区奠定了基本格局。
周武王灭商以后,把商王直接管辖的地区分为三部分:
① 卫,以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为中心的地区,调蔡叔主管这个封国。
② 庸,商都以东至今山东境内之间,将管叔封于此。控制东夷、徐、熊、盈诸侯国。
③ 邶,商都所在之漳河以北,今河北省中、南部至易水、涞水流域,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此。
名义上以上三人并称“三监”。为了监管原殷王畿地区的殷民,以达到“以藩屏周”的目的,周初的封国还包括:
齐,都营丘(山东昌乐),后迁临淄(今临淄区)。原属薄姑,东临莱人,以佐武王灭商的尚父(吕尚,姜太公子牙)授封于此。
燕,易水、涞水以北,初都北京西南房山董家林一带,后迁蓟(北京广安门外),封召公奭于此,以控制东北边防。
唐(晋),今山西省南部,都唐(翼城)以成王弟弟叔虞为封侯,控制那地区内的“怀”姓——殷室非同姓氏族和夏人、戎人。
宋,河南商丘一带,是纣王之兄微子启的封国,周武王利用他来统治殷的部分遗民。这一带曾作过商都(亳州市东南),故,殷人众多。
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旦辅政,管、蔡、武庚“三监”联合反叛,周公经过三年努力,将“三监之叛”镇压下去,然后将“三监”封地及其他协从者的封地重新作了调整,即:
邶,封给燕召公的子辈立功者,以后由于邶与燕受封者的同宗关系,邶并入燕。
庸,封给周公自己的儿子伯禽,首邑为奄(今曲阜),伯禽初封于鲁,迁此后,遂将原封地的名称带到此地而改称鲁,这是山东南部为什么简称“鲁”的原由。
卫,封给在东征中立大功的康叔,周公把康叔封在殷都,除镇抚当地殷民七族外,主要叫他向殷人学习殷王朝刑法统治。以后,康叔调回京城掌管司寇(刑法),而把卫国全部交给其子伯髦父。卫国成了周初镇抚东方稳定局势的大国,卫都濮阳。
西周先后在中原的封国还有许多,但是卫、齐、晋、宋、燕是西周前期最早形成的诸侯国,因此总是这些诸侯之间事件的记载。
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诸侯国(公元前770—477)
西周时王畿包括豫西、关中;公元770年犬戎杀周幽王灭西周,关中尽失。周平王东迁,在洛邑(今洛阳)立都为东周,也称春秋战国时期。此时,诸侯国坐大,周王室式微,形同虚设,也只能被看作一个诸侯国而已。
主要的诸侯国有:
东周 东周借恃晋、郑等诸侯国御狄、戎诸族,使黄河以北渐入晋室,洛阳以东渐失于郑。春秋时仅有洛阳及南部伊、洛水中下游。都成周。
齐 齐的疆域在泰山、沂蒙、鲁山山脉以北的濒海平原区,都临淄。因其独自占据泰山山地以北肥沃的洪积冲积平原,兼有鱼、盐之利,故最先富裕。
鲁 泰山以南至江淮之间的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地区,系征服原徐国、奄国后占有的领土,都曲阜。
后世的山东以齐、鲁简称,盖源于泰山南北的两个诸侯国。
宋 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交汇地带,都商丘。曾灭曹国,向北扩展到济水。
卫 屡受狄人侵扰,卫懿公时期迁都楚丘(今河南滑县),再迁帝丘(濮阳),实际以黄河为固,但河、济之间甚狭窄。因为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徙主河道东移,卫国失去发展的地域,这一点以往讲历史的人常常忽视。卫国后又屡为晋、齐国所侵,已失去大国之势。
晋 都绛(山西翼城),后迁新田(曲沃),控制山西中南部。向西、南、北发展,西过黄河,东至太行山东麓,北驱狄人,势力达到河北省西南,及东周王畿黄河以北的部分。所以,春秋时期晋与太行山以东诸国总有矛盾。特别是后来的“晋楚争霸”,目标都是为了控制中原。
郑 初封陕西华县,后迁新郑(今河南郑州西南)。其国虽小,地势位居冲要。春秋初甚强盛,四面皆强国,不易辟土,齐桓称霸以后,郑为齐、晋、楚之国交争之地。郑国处于东西、南北二交通线交汇之点也决定了郑国之多灾多难。
秦 初都雍(今陕西凤翔),为了控制陕西关中肥沃的八百里渭河秦川,屡次迁都,最后徙都咸阳,秦人从黄土高原的原上一步步下到谷地,又一步步移向关中平原中心,反映农业比重的加重,这样才能使秦国国力富强,有力量东进统一。
燕 都蓟(北京西南),后以下都(河北易县)为政治中心。经传记述不详,据考古发现,其影响已及燕山以北;其势力向南可能不过滹沱河,因为燕与中原诸国之间有山戎(鲜虞、中山活动在正定一带)之隔,故交通往来不多。惟齐国曾助燕攻山戎,后来燕乐毅又伐齐,几乎将齐国灭亡,齐燕关系极微妙。
楚 都郢(湖北江陵),西周其势力仅在丹水(汉水中游)流域;东周时日益发展,多次问鼎中原,地域最广,民族最杂,楚文化值得研究。战国时期受秦的压迫,从江汉平原北上灭陈、蔡,都城迁至寿春(安徽寿县)。
吴 都吴(江苏苏州),控制今江苏大部及安徽淮河以南地区,在嘉兴(欈里)以南过去有一条东西向入海的河流,南与越以此为界。吴国是古代中国开凿运河最多的诸侯国。
越 都会稽(浙江绍兴),势力广及浙江、江西,总欲向北发展,而吴卡在越与中原诸国之间,故吴、越之争甚烈。勾践灭吴后,迁都吴(苏州),利用吴王夫差时开通的邗沟运河,北域扩大至泗水,与齐、鲁相邻。
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灭亡之后,出现三个强盛的诸侯国。
韩 初都平阳(山西临汾),后南迁灭郑,徙都新郑。韩侯由晋南一步步移到东周王城附近,实际上取代了春秋时郑国的地位。
魏 初都安邑(山西夏县),后东迁大梁(开封),开鸿沟发展水运。大梁的繁荣,由于地理适中,农业能发展所造成的。魏惠王是魏国鼎盛时期,同时也带来与韩、赵之争。
赵 初都晋阳(山西太原西南),后南迁邯郸。赵西北境已达山西内蒙一带,与游牧区接壤,故演出了历史上有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故事。
春秋时代应注意“五霸”:
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他们在位时曾是最强盛的诸侯国,主持诸侯盟会。战国时期的历史应注意“七雄”的地域空间。
战国时代除前述这些大国之外,还有十几个较重要的小国,这些小国的都城,当秦统一以后就是郡县的治所。
除这些小国之外,还有一些少数部族,杂居在中原诸侯国的外围,惟中山国是唯一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少数部族为主的国家,而春秋时期这些少数族中许多曾杂居在中原的丘陵半山区。所以,春秋时,中原诸侯国多有与狄、山戎战争的记载。实际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争。
战国时,各国都努力向外开拓疆域,修筑长城。后世常常爱用的“天下”观念也是这个时期形成的,是对战国时各国疆域的总称。中国早期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尔雅•释地》所记载的“天下疆域”:“芒芒禹迹,化为九州”,亦以春秋战国之际为兰图。“天下”就是“九州”,“九州”的涵义实际是代表当时中国人视野中的天下九大地理单元。
先秦诸侯国一般都建有一个城池作为国家的象征,城丢了,国也就不存在了,所谓“城破国亡”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都城的名字与封国往往同名(尤其是小国),这些都城到了以后的统一王朝实行郡县制时则往往成了郡、县治所所在,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先秦创下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