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
刘知几对历史著作体裁的分类、评判及其意义。
难点：
刘知几对史著不同体裁的评判的优缺点。
解题：
《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二十卷，唐刘知几撰。
《史通》分为内、外篇，各十卷。内篇凡三十六，专门讨论历史编纂学，最后附以《自叙》。其中《体统》、《纰缪》、《弘张》三篇，在宋修《新唐书》前已经亡佚。外篇凡十三，叙述史籍源流，杂评古人得失，其中与内篇重出或相矛盾的，可能是作者成书前的读史札记。虽谨严稍逊，而议论广泛，更能表现作者的史学观点。
刘知几曾提出才、学、识为史才三长的著名理论。从这种认识出发，刘知几首先注意过去史论的体例得失。《史通》把以往史体归纳为六家，又以编年、纪传为“正史”二体，其他为“杂著”，并将“杂著”分为“偏纪”、“小录”等十流（《杂述》）。其次，《史通》本着倡导实录直书的精神，揭示了过去史著如叙事烦芜、体例乖缪、史实无根、撰注不实、徇情曲笔、因习模拟等等弊端。刘知几对史家把迷信和史实相混淆也力加反对，以为神仙鬼怪、图谶寓言、穿凿附会的记载都不宜入史。最后，刘知几强调史书是严肃淳朴的作品，文史应该分途（《核才》）。
但是，在刘知几自负甚高的“史识”上，也烙下了深刻的封建印记。《疑古》、《惑经》二篇虽有力地揭发了古史记载的虚妄，但也正表明了他对所谓篡夺叛逆等行为的愤懑；《采撰》、《载文》等篇虽力斥浮夸厚诬的记载，但也表明了他的史观更接近于唐代的儒家学说。另外，刘氏虽然反对绮丽华靡的文章，但仍不能脱离六朝文风的影响，因而轻视史书中的表、志，实未免失之片面。
《史通》版本颇多，其中以清浦起龙《史通通释》本翻印最多，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新校点本。此外，有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据明张之象校宋本重新影印本，可供研究。
《六家》，选自《史通》卷一，原列《内篇》第一。作者在本篇中研究了唐以前历史著作体裁的变迁史。他把相传是孔子编定的《尚书》和《春秋》，由“经”降为“史”；把断代为史的《左传》和《汉书》，由解《春秋》、续《史记》的普通著作升为史家必须“祖述”的范本，这都表现了作者的创见。
《二体》，选自《史通》卷二，原列《内篇》第二。作者以《春秋》（实指《左传》）和《史记》为例，比较了编年和纪传两种体裁，认为它们互有长短，不可偏废，但只有用它们来表现断代史，才算完美。所以，他特别推崇班固的《汉书》和荀悦的《汉纪》。
选文：
1、串讲
2、重点词句：质文 胡越相悬 参商是隔 盱衡 枉道 阑单
3、翻译：
一、《史通•六家》译文
自古以来称帝称王的人编辑著述文章典籍的情况，在《史通•外篇•古今正史篇》中已经详细地介绍它们了。从古到今，实质内容与外在形式交替变化；各种史书的创作，不拘泥在同一种史书体上。加以探讨以后做出结论，这些史书的流派有六种：第一叫做《尚书》流派，第二叫做《春秋》流派，第三叫做《左传》流派，第四叫做《国语》流派，第五叫做《史记》流派，第六叫做《汉书》流派。现在就简略地陈述一下六大流派的旨义，在后面将它们列举出来。
《尚书》流派的史书，它的诞生产生于远古。《易经》上说：“黄河出现背上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背上有图形的神，圣人仿照它制作八卦、文字。”所以知道《书》的起源由来已久了。到孔子时在周王室观看《书》，得到虞（舜）、夏、商、周四代的典籍，于是删取其中较好的部分，确定为《尚书》一百篇。汉代孔安国说：“因为它是上古时期的书籍，所以叫它《尚书》。”《尚书璇玑钤》说：“尚是上的意思。上天降下日月星变化的迹象，显示节令的顺序季节变化的度数，如同天体的运行一样。”三国王肃说：“君上所说的话，在下面被史官记载下来，所以叫做《尚书》。”这三种说法，它们的意义各不相同。大概《书》的主要旨义，本始于发号令；是用来宣扬以仁义治理天下的正当道理，向臣子属下发布言论。所以《尚书》所记载的，都是典章、谋议、训诫、诰令、誓词、册命等六方面的文字。至于《尧典》、《舜典》这二种典章，径直叙述人事；《禹贡》这一篇，记载的都是地理知识；《洪范》篇是概括叙述灾害祥瑞；《顾命》篇陈述的全都是丧葬礼仪：这五篇也都是作为记言史书体例不纯粹的部分。又有一部《周书》，和《尚书》的体裁相类似，也就是孔子删削一百篇以外的周朝典籍，总共是七十一章。上起自周文王，周武王，下终于周灵王、周景王。大多都严明恰当、切实忠诚，言辞庄重高雅拥有正大的道理；有时也有肤浅的平庸之言，污浊不堪的东西相列参错，大概好象后来喜欢多事的人所增添的。至于《职方》篇的言论，与《周礼》的记载没有什么区别；《时训》篇的叙述，与《礼记•月令》篇相比大多相同。这都是历代帝王经、史一类的典籍，是《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分儒家经典的单独撰述。自从周王朝衰落下去以后，《书》这种记言体例于是被废止。一直到汉、魏时期，没有能够继承这种史书体例的人。直到东晋广陵相鲁国人孔衍，认为国史是因来表彰言论行为、昭示法规制度的东西，至于做人的道德规范，常有的事情，不值得详细列举，于是删取汉、魏时期的各种史书，选取其中美好动听的词句、典文有据的言辞、足以作为借鉴的内容，确定它们的篇章顺序，纂写成独立的一种史书体裁。由此便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的创作，总共是二十六卷。到了隋朝秘书监太原人王劭，又记录开皇、仁寿时期的史事，按次序对它们进行编排，按照类别相互统属，各自确立它们的篇目，编纂成《隋书》八十卷。探寻该书著书的主旨和体例，全都是以《尚书》作为仿效标准。推究《尚书》所记载的内容，像君主臣子之间的相互对话，如果言词意旨可以称赞，那么一时的言论，篇篇都接连记载；如果言论不值得记载，话语没有能够称述的，像这些过去的事情，即使有所脱漏省略，而阅读的人却不认为这种作法是错的。等到隋朝中期以后，文献典籍大丰富了，一定要剪裁取当代的史文，效法古书的编纂方法，记载事情并不是改变了作法，而道理上却似乎有些像守株待兔一样墨守成规。所以孔衍所撰写的《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等《尚书》体著作不能流传于社会了。至于称帝称王的人没有本纪，三公九卿缺少传记，就会使纪年月份失去顺序，官爵和乡里难以周详。这都是以前所忽视，而当今所要重视的，比如王劭的《隋书》，虽然想要仿效商书、周书，效法虞书、夏书，考察该书的体例，竟然与三国王肃所撰《孔子家语》、临川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相类似，可以说是“画虎没有画成却反而像条狗”了。所以王劭的《隋书》在隋代受人嗤笑，确实是有原因的啊。
《春秋》流派的史书，它的产生起源于夏、商、周三代。考察《汲冢琐语》记载商王太丁时期的事情，题目叫做《夏殷春秋》。孔子说：“条理通达，了解远古，是《尚书》的教化作用”；“连缀文辞，排比史事，是《春秋》的教化作用”。由此可以知道《春秋》的开始写作，与《尚书》属于同一时代。《汲冢琐语》中又有《晋春秋》，记载晋献公在位十七年间的史事。《国语》中提到：晋国大夫羊舌肸（叔向）熟悉《春秋》，晋悼公让他担任太子的老师。《左传》鲁昭公二年记载，晋国大夫韩宣子（韩起）前来鲁国聘问，见到了《鲁春秋》后，说道：“周朝的礼仪全部保存在鲁国了。”这样的话，那么《春秋》的名称，所记载的史事并不止一家，至于那些埋没不能流传的，就更记载不过来了。又考察《竹书纪年》，它所记载的事情，都有与《鲁春秋》相同。孟子曾说过：“晋国的史书叫做《乘》，楚国的史书叫做《梼杌》，而鲁国的史书叫做《春秋》，它们记载的内容是统一的。”既然这样，那么《乘》与《竹书纪年》、《梼杌》，它们都是《春秋》的不同名称吗？所以墨子说：“我见过各个国家的《春秋》”，大概指的就是这些《春秋》体史书。等到孔子修撰《春秋》的时候，便观看周朝礼法的旧有规定，遵从鲁国历史的剩余文字；根据既往的历史事实，因循人类的道德规范；假借失败来明确惩罚，根据兴起来确立功勋；借助日期月份而确定历法，假借朝问聘问而端正礼乐；精微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说法，曲折不明显地写下书中的文字；做出不容更改的言论，著出将来做史的方法，所以能够经历上千年而孔子的《春秋》能够独立流传于世。又考察儒家学者对《春秋》的解释，将事情编排于日期下，将日期联属在月份下；谈到春季来包括夏季，举出秋季来容纳冬季；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所以交错举出春秋二季来作为所记史事的名字。假如真像这样的话，那么晏婴、虞卿、吕不韦、陆贾，它们著作的篇目次序本来就没有纪年月份，却也叫做《春秋》，大概是和这种解释大不一样的。等到太史公司马迁写作《史记》，才开始把天子写成本纪。考察司马迁做本纪的宗义旨趣，也像效法《春秋》一样。自此以后写作国史的人，都用这种方法。然而时代推移世道不同了，体裁格式也不相同了；《春秋》体史书所记载的事情，在言论上很少赞美隐讳，议事上没有黜退表彰；所以都是司马迁所说的排比往事罢了，怎么能够和《春秋》相比呢？
《左传》流派的史书，它的起源产生于左丘明。孔子写作《春秋》以后，而左丘明根据《春秋经》来作解释阐述。大概“传”是转的意思；转受《春秋经》的义旨，来传授给后人。有人说，“传”是传的意思，是用来传示来世的。考察汉朝孔安国注释《尚书》，也称为“传”；这样则“传”也有解释的意思吗？阅读《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记言见于《春秋》经文而事情详细记载在《左传》里边；有的《左传》里没有而《春秋经》却有，有的《春秋经》里没有《左传》里却独自保存；《左传》的记言简明而摘要，《左传》的记事详细而周密；确实是圣人孔子所作《春秋》的辅翼者，而且是写作史书之人当中的佼佼者。等到孔子去世以后，撰写经书和阐述经文的传不再创作，在这时候的文献典籍，只有《战国策》和《太史公书》罢了。到了晋朝著作郎鲁国人乐资，便追述收罗这二部史书的内容，撰写成《春秋后传》。乐资的《春秋后传》开始于周贞定王，接续《左传》鲁哀公结束，一直到王赧进入秦国为官；又用秦孝文王接续周朝灭亡，结束于秦二世的灭亡，合并成三十卷。在汉代的史书，以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为主，然而纪传体史书本纪与列传互相出现，史表与史志相互重复，就史文来说颇为烦琐，很难详细阅读；到了汉献帝的时候，才开始命令荀悦抄撮班固的《汉书》写成编年体，依随《左传》体载，著成《汉纪》三十篇。从此每一朝代的国史都有这种编年体史书创作，起源于东汉，一直到齐太祖高皇帝萧道成，如东晋张璠的《后汉纪》、晋孙盛的《晋阳秋》、东晋干宝的《晋纪》、徐贾（广）的《晋纪》、梁裴子野的《宋略》、梁吴均的《齐春秋》、陈何之元的《梁典》、齐王劭的《齐志》等等，他们所著作的编年体史书，有的叫做《春秋》，有的叫做《纪》，有的叫做《略》，有的叫做《典》，有的叫做《志》，虽然名称各不相同，但大体上都依照《左传》编年体例，把它作为编纂史书奉行的准则。
《国语》流派的史书，它的产生也起源于左丘明。左丘明著作《春秋内传》即《左传》后，又搜稽《左传》逸漏的史文，纂集那些其它的观点，分为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起自于周穆王，结束于鲁悼公，另外著作了《春秋外传》，即《国语》，加起来是二十一篇。《国语的》史文主要仿照《春秋内传》；有的重复出现而与《左传》略有不同。然而自古以来著名的儒家学者东汉贾逵、三国魏王肃、三国吴虞翻、三国吴韦昭等人，都引申加以注释，研读其书的章节句读。这也是《诗》、《书》《礼》、《易》、《春秋》、《乐》六经同一流派，《春秋三传》的继承者。等到战国合纵连横的主张相继诞生，诸侯武力作战争着称雄，秦朝最终兼并天下，于是著作了《战国策》。它的篇目有东周、西周、秦、齐、燕、楚、三晋（韩、赵、魏）、宋、卫、中山，加起来是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之所以称之为策，大概只是记录而不评论它，所以就用策作为它简化的名称。有人说：汉代刘向认为是战国游说之士为合纵连横出谋划策，所以叫它《战国策》。到了汉朝孔衍时，又认为《战国策》所记载的不能尽善尽美，于是援引太史公司马迁的记载，比较《史记》和《战国策》的不同与相同，删削这二种史书，汇聚成一种记载，起名称叫做《春秋后语》。除掉东周、西周二周和宋、卫、中山四国史事，它所保留的只是剩下的秦、齐、燕、楚、三晋七国罢了。《春秋后语》记事起自于秦孝公，结束于楚汉之际，和《春秋》相比，也叙述完了二百四十多年的往事。开始时孔衍撰写了《春秋时国语》，后来又撰写了《春秋后语》，编成这二部书，各自分为十卷。如今在社会上流传的，只有《春秋后语》得以保存下来。考察《春秋后语》的序中说：“即使左丘明本人也不能超过该书。”世上的人都指责孔衍不能估量自己能力，不会评估自己的德行。探寻孔衍这句话的意思，把自己的《春秋后语》同左丘明的相比较的，应当是指《国语》，而不是指《春秋内传》即《左传》。一定要比较就要把同一类别放在一起才行，怎能对孔衍多加嘲笑呢？正当汉朝政权失掉统治人民的能力，各路英雄豪杰角逐力量时，西晋人司马彪又记录那时发生过的事情，于是著作了《九州春秋》，冀、徐、兖、青、荆、扬、凉、益、幽九州各写成一篇，加起来共是九卷。探讨它的体例，也是近代的《国语》了。自从曹魏迁都许昌，定都洛阳，魏蜀吴三国像鼎足一样峙立；东晋建都长江、淮河的分界建康时，国家分裂；那时的国君虽然名号也与称王天下的人相同，而在占地上却实际上等同于割据一方的诸侯。各分裂据政权管辖下的史官，记录它们的国家事情；写纪传体裁的人，就仿效班固、司马迁；创立编年体裁的人，就模拟荀悦、袁宏。在这时候，《史记》、《汉书》创立的纪传体广泛流传于社会，而《国语》创立的国别史风气就逐渐衰微不振了。
《史记》流派的史书，它的起源产生于司马迁。自以《诗》、《书》、《礼》、《易》、《春秋》流行衰微，诸子百家竞相陈列，事迹错杂，前后不一。到了司马迁时，便收集本朝修纂的历史，采访平民之家，上起自于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本纪、列传用来统领君臣，史书、史表用来接照类别编排记录年代，加起来共一百三十卷，因袭鲁国史书的旧有名称，给它起名叫做《史记》。从此以后汉代史官所续写的纪传体史书，都将《史记》作为名称。等到东汉著作史书，仍然称作《东观汉纪》。到梁武帝的时候，又动员他手下的众位大臣，上起自于太初，下终于齐王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这部《通史》从秦朝以上，都以《史记》作为蓝本，而另外采集其它说法来扩大不同的见闻；到两汉以来，就全部记录当时的本纪、列传，以而使上下通畅，风格相互一致；还有三国时期吴、蜀二国的君主，都列入世家；五胡（鲜卑、匈奴、羌、氐、羯）和拓拔氏，都列在夷狄列传，大致上该书的体例都像《史记》一样，其中有所不同的，只是没有表格罢了。此后元魏济阴王晖业又写成《科录》二百七十卷。《科录》的断限也起自于上古，而终于刘宋时期。该书的编次大多仿效《通史》的体例，而选取其中的旧事尤其相似的内容编为一科，所以就用《科录》作为它的名称。本朝显庆年间，符玺郎陇西人李延寿抄集近代各种史书，南方起自于刘宋时期，终于陈朝；北方起自于北魏，结束于隋朝，南北方加起来共一百八十篇，命名为《南北史》。该书君臣之间流传下来的惯例，是本纪、列传按群体相互分别，都按照类别相互归属，各自依附于本国之下。所有这些著作，都是《史记》流派。探究《史记》所载疆土边界辽阔，年代月份长久，而用本纪、列传来分别记载，用书志、表格来分别记载；每次议论国家的同一政事，就往往像北方胡人，南方越人一样分散开来；叙述君臣之间同一时期事情往往像西方的参星、东方的商星一样分离开来：这是《史记》作为通史体裁的缺点。再加上《史记》所记载的内容太多是堆聚旧有记载，有时也采录一些诸子百家的杂谈；所以让阅览的人，事情很少有不同的见闻，而言语绕弯重复出现：这是撰写烦杂的地方。况且《通史》以后的纪传体通史，文辞繁冗累赘，于是使做学问的人宁愿研究原书而懒得看一眼新的记载。而且编纂完成后没有多少时间，而残缺就多起来，可以说是辛苦而没有功劳，这是著述的人所要深深引以为诫的。
《汉书》流派的史书，它的产生起源于东汉的班固。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结束于汉武帝时期。自汉武帝太初年间以下的史事，都缺着而没有记录。班彪因袭《史记》的记载，演变成《史记后记》来接续前编。到班彪的儿子班固时，便以汉高祖时作为断限，一直记载到王莽时期，分为十二本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撰写一部史书，命名为《汉书》。从前虞夏时期的《典》、商周时期的《诰》，孔子撰写它们时，都称它们为《书》。把“书”作为名称，也是考察古事的美好称呼。探究班固的创作，都以司马子长的《史记》为准则；只是不再写世家，并改“书”叫做“志”罢了。自从东汉以后，写作史书的人相互因袭，都继承《汉书》的名字，没有什么变革的地方。只有《东观汉纪》叫做《纪》，《三国志》叫做《志》；然而称呼虽然不同，而体例却完全相同。遍览自古以来史书的记载，《尚书》记载周朝史事，结束于秦穆公；《春秋》记述鲁国的史文，终于鲁哀公；《竹书纪年》记载不到魏灭亡就结束了，《史记》只是谈论到西汉开始。像《汉书》这样的史书，终究西汉一钞的始末，穷尽刘氏一家的兴废，统括整个西汉一代，撰写成一部史书。记言都十分精微干练，记事十分完备周密；所以做学问的人容易研究探讨，容易在它上面收到功效。自班固那时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这种做法。
在这里考察了这六大史书流派，讨论了上千年时间的史书编纂情况，大概史书的类别也就全部出现在这里了。而淳朴之风消散，时代推移社会变迁；《尚书》等四种流派，它们的体裁长期被废弃了，所能够效法的，只有《左氏春秋》和《汉书》之家罢了。
二、《史通•二体》译文
在三皇五帝的时代，书籍曾经有《五典》、《三坟》，可距离现在太久远了，没办法闹得一清二楚。从唐尧、虞舜以下直到周朝，这些记载组成了《古文尚书》。但是当时的世道仍旧很淳朴，文字奉从简略，要索求完备的史书体裁，原本上就不存在。此后左丘明给《春秋》作解释，司马子长编写《史记》，史书体裁到这时才完备了。后来接续的作品，相互遵照着写出来，即便有改动扩大，也仅仅变换一下各自的书名篇目，范围本来就有限，谁能超出这个范围呢？大致上说，荀悦、张璠属于左丘明的一派；班固、华峤，属于司马子长的同类。只是这编年、纪传两大史书流派，各自看重夸耀本流派，一定要辨明他们的优点与缺点，才能够说出个究竟来。
像《春秋》这样的史书，缀联日期和月份形成编排次序，标列季节和年份来互相接续，中原国家与边疆各部族，在同一年同一时期，没有不完整地记载那些事件，显现在读者的眼前。道理全都包括在一桩记载中，语句没有重复出现的现象。这是它构成长处的地方啊！至于贤能的士人，贞烈的女子，才华出众的人，品德美好的人，如果他们的事迹与国家政治有关系，必定予以高度注意观察而完整地加以记载，如果他们的事迹与国家政治关系不大，只有坚持正直的原则的才详细地加以述说。例如绛县的老翁、杞梁的妻子，有的是晋国的国卿才获得记述，有的是因为答对齐国的国君才被记载的。他们中存在着贤惠像柳下惠，仁德像颜回那样的人，最终也没能够彰显他们的姓名、显扬他们的言行。所以论起编年体史书细小内容的处理，就连最细微的事情都不遗漏；说起编年体史书重要内容的处理，就连十分重大的事情都给抛弃掉。这是它构成短处的地方啊！
像《史记》这样的史书，本纪用来包举朝廷大事，列传用来曲折详细地记载小事，表用来按表格形式标列年代和爵位，志用来总括本纪、列传和表所遗漏的内容。至于天文地理、国家法典、朝廷规章，明显的和隐微的，必定都完备地包括进来；重要的和次要的都不遗漏：这是它构成长处的地方啊！至于同是一桩事件，分散在好几篇里，断断续续，彼此分离，前后多次重复出现。在《高祖本纪》里就说事件叙述在《项羽本纪》中，在《项羽本纪》里就说是事件详载在《高祖本纪》中。又编排同类的人物，不讲求年月的先后，时代在后的人却选出来位于前面，时代在前的人却压下去归入后面，于是致使西汉贾谊与楚国屈原在同一行列，春秋鲁国的曹沫与战国燕国的荆轲编在一起，这是它构成短处的地方啊！
考察这二种史书体裁的长处与短处，相互存在着得失，而晋朝干宝编著史书，竟大力称赞左丘明，却深深贬抑司马子长。他的主要意思是说：左传能用三十卷的简短篇幅，包括二百四十年的史事，没有遗漏。探究他这种说法，称得上是有力的论断吗？查验春秋时期发生的史事列入左氏所记载的，大致上获得三分之一罢了。左丘明自己也清楚他那书的缺漏，所以又编撰《国语》来增广它，可是除《国语》记载的以外，还有很多缺漏，怎么能说《左传》包罗无遗了呢？假设左丘明世世代代担任史官，都仿照《左传》写编年史，至于前汉的隐士严君平、郑子真，后汉的名士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仲舒回答帝王询问的书策，刘向、谷永的献纳奏章，这些人物全都是品德在各类人中占第一，名声传布天下，识见能洞察细微和明显的地方，言论上能把军国方面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他们有的因为自身隐遁，地位低下，不参与朝政；有的因为文章冗长，事迹很多，难以进行次序编排，全都省略而不记载的话，这还勉强说得过去。如果必定是真实情况而有舍不得的地方，不加以删除的话，那么记载西汉一代历史的包括志和列传在内的一百卷汉书的内容，全部列入十二帝纪中，将恐怕成为既琐碎又很杂乱、力尽疲乏毫无力量的东西了。因而班固知道结果会像这样，就设立帝纪、列传来区分，使它们历历可观，主次有区别。荀悦厌烦班固的编排不切实际，又依照左氏的编年体另成一书，对《汉书》进行剪裁压缩，才为数三十，历代却称赞他这部新著，认为超过了《汉书》。既然如此，那么班固、荀悦为代表的纪传、编年两种史书体裁，比试生命力争占上风，想废弃其中的一种流派，压根也就很困难了。后来写史书的人，超不出这两种写史书的途径，所以晋朝的国史有王隐、虞预先后写成纪传体《晋书》，却又用干宝的编年体《晋纪》来相配；《宋书》有徐爰、沈约先后写成的纪传体《宋书》，却又分化出裴子野的编年体《宋略》，它们各自是有本身的优点，在世上一起流传。看来干令升（宝）的说法就太偏激了，它只是墨守编年体一家而已。
思考题：
1、阅读一部有关史著体裁的系统论著。
2、中国史书有哪些基本记载体例。
3、比较纪传体与编年体各自的优点与缺点
4、《史通•二体》对编年、纪传之短长的辨析是否全面恰切？
5、史才三长说为什么是一个优秀史家必备的素养
参考书：
1、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谈》，中华书局1994年版。
3、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许凌云《刘知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白云《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6、杨燕起、高国抗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修订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