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
刘知几对历史著作体裁的分类、评判及其意义。
难点:
刘知几对史著不同体裁的评判的优缺点。
解题:
《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二十卷,唐刘知几撰。
《史通》分为内、外篇,各十卷。内篇凡三十六,专门讨论历史编纂学,最后附以《自叙》。其中《体统》、《纰缪》、《弘张》三篇,在宋修《新唐书》前已经亡佚。外篇凡十三,叙述史籍源流,杂评古人得失,其中与内篇重出或相矛盾的,可能是作者成书前的读史札记。虽谨严稍逊,而议论广泛,更能表现作者的史学观点。
刘知几曾提出才、学、识为史才三长的著名理论。从这种认识出发,刘知几首先注意过去史论的体例得失。《史通》把以往史体归纳为六家,又以编年、纪传为“正史”二体,其他为“杂著”,并将“杂著”分为“偏纪”、“小录”等十流(《杂述》)。其次,《史通》本着倡导实录直书的精神,揭示了过去史著如叙事烦芜、体例乖缪、史实无根、撰注不实、徇情曲笔、因习模拟等等弊端。刘知几对史家把迷信和史实相混淆也力加反对,以为神仙鬼怪、图谶寓言、穿凿附会的记载都不宜入史。最后,刘知几强调史书是严肃淳朴的作品,文史应该分途(《核才》)。
但是,在刘知几自负甚高的“史识”上,也烙下了深刻的封建印记。《疑古》、《惑经》二篇虽有力地揭发了古史记载的虚妄,但也正表明了他对所谓篡夺叛逆等行为的愤懑;《采撰》、《载文》等篇虽力斥浮夸厚诬的记载,但也表明了他的史观更接近于唐代的儒家学说。另外,刘氏虽然反对绮丽华靡的文章,但仍不能脱离六朝文风的影响,因而轻视史书中的表、志,实未免失之片面。
《史通》版本颇多,其中以清浦起龙《史通通释》本翻印最多,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新校点本。此外,有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据明张之象校宋本重新影印本,可供研究。
《六家》,选自《史通》卷一,原列《内篇》第一。作者在本篇中研究了唐以前历史著作体裁的变迁史。他把相传是孔子编定的《尚书》和《春秋》,由“经”降为“史”;把断代为史的《左传》和《汉书》,由解《春秋》、续《史记》的普通著作升为史家必须“祖述”的范本,这都表现了作者的创见。
《二体》,选自《史通》卷二,原列《内篇》第二。作者以《春秋》(实指《左传》)和《史记》为例,比较了编年和纪传两种体裁,认为它们互有长短,不可偏废,但只有用它们来表现断代史,才算完美。所以,他特别推崇班固的《汉书》和荀悦的《汉纪》。
选文:
1、串讲
2、重点词句:质文 胡越相悬 参商是隔 盱衡 枉道 阑单
3、翻译:
一、《史通•六家》译文
自古以来称帝称王的人编辑著述文章典籍的情况,在《史通•外篇•古今正史篇》中已经详细地介绍它们了。从古到今,实质内容与外在形式交替变化;各种史书的创作,不拘泥在同一种史书体上。加以探讨以后做出结论,这些史书的流派有六种:第一叫做《尚书》流派,第二叫做《春秋》流派,第三叫做《左传》流派,第四叫做《国语》流派,第五叫做《史记》流派,第六叫做《汉书》流派。现在就简略地陈述一下六大流派的旨义,在后面将它们列举出来。
《尚书》流派的史书,它的诞生产生于远古。《易经》上说:“黄河出现背上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背上有图形的神,圣人仿照它制作八卦、文字。”所以知道《书》的起源由来已久了。到孔子时在周王室观看《书》,得到虞(舜)、夏、商、周四代的典籍,于是删取其中较好的部分,确定为《尚书》一百篇。汉代孔安国说:“因为它是上古时期的书籍,所以叫它《尚书》。”《尚书璇玑钤》说:“尚是上的意思。上天降下日月星变化的迹象,显示节令的顺序季节变化的度数,如同天体的运行一样。”三国王肃说:“君上所说的话,在下面被史官记载下来,所以叫做《尚书》。”这三种说法,它们的意义各不相同。大概《书》的主要旨义,本始于发号令;是用来宣扬以仁义治理天下的正当道理,向臣子属下发布言论。所以《尚书》所记载的,都是典章、谋议、训诫、诰令、誓词、册命等六方面的文字。至于《尧典》、《舜典》这二种典章,径直叙述人事;《禹贡》这一篇,记载的都是地理知识;《洪范》篇是概括叙述灾害祥瑞;《顾命》篇陈述的全都是丧葬礼仪:这五篇也都是作为记言史书体例不纯粹的部分。又有一部《周书》,和《尚书》的体裁相类似,也就是孔子删削一百篇以外的周朝典籍,总共是七十一章。上起自周文王,周武王,下终于周灵王、周景王。大多都严明恰当、切实忠诚,言辞庄重高雅拥有正大的道理;有时也有肤浅的平庸之言,污浊不堪的东西相列参错,大概好象后来喜欢多事的人所增添的。至于《职方》篇的言论,与《周礼》的记载没有什么区别;《时训》篇的叙述,与《礼记•月令》篇相比大多相同。这都是历代帝王经、史一类的典籍,是《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分儒家经典的单独撰述。自从周王朝衰落下去以后,《书》这种记言体例于是被废止。一直到汉、魏时期,没有能够继承这种史书体例的人。直到东晋广陵相鲁国人孔衍,认为国史是因来表彰言论行为、昭示法规制度的东西,至于做人的道德规范,常有的事情,不值得详细列举,于是删取汉、魏时期的各种史书,选取其中美好动听的词句、典文有据的言辞、足以作为借鉴的内容,确定它们的篇章顺序,纂写成独立的一种史书体裁。由此便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的创作,总共是二十六卷。到了隋朝秘书监太原人王劭,又记录开皇、仁寿时期的史事,按次序对它们进行编排,按照类别相互统属,各自确立它们的篇目,编纂成《隋书》八十卷。探寻该书著书的主旨和体例,全都是以《尚书》作为仿效标准。推究《尚书》所记载的内容,像君主臣子之间的相互对话,如果言词意旨可以称赞,那么一时的言论,篇篇都接连记载;如果言论不值得记载,话语没有能够称述的,像这些过去的事情,即使有所脱漏省略,而阅读的人却不认为这种作法是错的。等到隋朝中期以后,文献典籍大丰富了,一定要剪裁取当代的史文,效法古书的编纂方法,记载事情并不是改变了作法,而道理上却似乎有些像守株待兔一样墨守成规。所以孔衍所撰写的《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等《尚书》体著作不能流传于社会了。至于称帝称王的人没有本纪,三公九卿缺少传记,就会使纪年月份失去顺序,官爵和乡里难以周详。这都是以前所忽视,而当今所要重视的,比如王劭的《隋书》,虽然想要仿效商书、周书,效法虞书、夏书,考察该书的体例,竟然与三国王肃所撰《孔子家语》、临川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相类似,可以说是“画虎没有画成却反而像条狗”了。所以王劭的《隋书》在隋代受人嗤笑,确实是有原因的啊。
《春秋》流派的史书,它的产生起源于夏、商、周三代。考察《汲冢琐语》记载商王太丁时期的事情,题目叫做《夏殷春秋》。孔子说:“条理通达,了解远古,是《尚书》的教化作用”;“连缀文辞,排比史事,是《春秋》的教化作用”。由此可以知道《春秋》的开始写作,与《尚书》属于同一时代。《汲冢琐语》中又有《晋春秋》,记载晋献公在位十七年间的史事。《国语》中提到:晋国大夫羊舌肸(叔向)熟悉《春秋》,晋悼公让他担任太子的老师。《左传》鲁昭公二年记载,晋国大夫韩宣子(韩起)前来鲁国聘问,见到了《鲁春秋》后,说道:“周朝的礼仪全部保存在鲁国了。”这样的话,那么《春秋》的名称,所记载的史事并不止一家,至于那些埋没不能流传的,就更记载不过来了。又考察《竹书纪年》,它所记载的事情,都有与《鲁春秋》相同。孟子曾说过:“晋国的史书叫做《乘》,楚国的史书叫做《梼杌》,而鲁国的史书叫做《春秋》,它们记载的内容是统一的。”既然这样,那么《乘》与《竹书纪年》、《梼杌》,它们都是《春秋》的不同名称吗?所以墨子说:“我见过各个国家的《春秋》”,大概指的就是这些《春秋》体史书。等到孔子修撰《春秋》的时候,便观看周朝礼法的旧有规定,遵从鲁国历史的剩余文字;根据既往的历史事实,因循人类的道德规范;假借失败来明确惩罚,根据兴起来确立功勋;借助日期月份而确定历法,假借朝问聘问而端正礼乐;精微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说法,曲折不明显地写下书中的文字;做出不容更改的言论,著出将来做史的方法,所以能够经历上千年而孔子的《春秋》能够独立流传于世。又考察儒家学者对《春秋》的解释,将事情编排于日期下,将日期联属在月份下;谈到春季来包括夏季,举出秋季来容纳冬季;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所以交错举出春秋二季来作为所记史事的名字。假如真像这样的话,那么晏婴、虞卿、吕不韦、陆贾,它们著作的篇目次序本来就没有纪年月份,却也叫做《春秋》,大概是和这种解释大不一样的。等到太史公司马迁写作《史记》,才开始把天子写成本纪。考察司马迁做本纪的宗义旨趣,也像效法《春秋》一样。自此以后写作国史的人,都用这种方法。然而时代推移世道不同了,体裁格式也不相同了;《春秋》体史书所记载的事情,在言论上很少赞美隐讳,议事上没有黜退表彰;所以都是司马迁所说的排比往事罢了,怎么能够和《春秋》相比呢?
《左传》流派的史书,它的起源产生于左丘明。孔子写作《春秋》以后,而左丘明根据《春秋经》来作解释阐述。大概“传”是转的意思;转受《春秋经》的义旨,来传授给后人。有人说,“传”是传的意思,是用来传示来世的。考察汉朝孔安国注释《尚书》,也称为“传”;这样则“传”也有解释的意思吗?阅读《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记言见于《春秋》经文而事情详细记载在《左传》里边;有的《左传》里没有而《春秋经》却有,有的《春秋经》里没有《左传》里却独自保存;《左传》的记言简明而摘要,《左传》的记事详细而周密;确实是圣人孔子所作《春秋》的辅翼者,而且是写作史书之人当中的佼佼者。等到孔子去世以后,撰写经书和阐述经文的传不再创作,在这时候的文献典籍,只有《战国策》和《太史公书》罢了。到了晋朝著作郎鲁国人乐资,便追述收罗这二部史书的内容,撰写成《春秋后传》。乐资的《春秋后传》开始于周贞定王,接续《左传》鲁哀公结束,一直到王赧进入秦国为官;又用秦孝文王接续周朝灭亡,结束于秦二世的灭亡,合并成三十卷。在汉代的史书,以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为主,然而纪传体史书本纪与列传互相出现,史表与史志相互重复,就史文来说颇为烦琐,很难详细阅读;到了汉献帝的时候,才开始命令荀悦抄撮班固的《汉书》写成编年体,依随《左传》体载,著成《汉纪》三十篇。从此每一朝代的国史都有这种编年体史书创作,起源于东汉,一直到齐太祖高皇帝萧道成,如东晋张璠的《后汉纪》、晋孙盛的《晋阳秋》、东晋干宝的《晋纪》、徐贾(广)的《晋纪》、梁裴子野的《宋略》、梁吴均的《齐春秋》、陈何之元的《梁典》、齐王劭的《齐志》等等,他们所著作的编年体史书,有的叫做《春秋》,有的叫做《纪》,有的叫做《略》,有的叫做《典》,有的叫做《志》,虽然名称各不相同,但大体上都依照《左传》编年体例,把它作为编纂史书奉行的准则。
《国语》流派的史书,它的产生也起源于左丘明。左丘明著作《春秋内传》即《左传》后,又搜稽《左传》逸漏的史文,纂集那些其它的观点,分为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起自于周穆王,结束于鲁悼公,另外著作了《春秋外传》,即《国语》,加起来是二十一篇。《国语的》史文主要仿照《春秋内传》;有的重复出现而与《左传》略有不同。然而自古以来著名的儒家学者东汉贾逵、三国魏王肃、三国吴虞翻、三国吴韦昭等人,都引申加以注释,研读其书的章节句读。这也是《诗》、《书》《礼》、《易》、《春秋》、《乐》六经同一流派,《春秋三传》的继承者。等到战国合纵连横的主张相继诞生,诸侯武力作战争着称雄,秦朝最终兼并天下,于是著作了《战国策》。它的篇目有东周、西周、秦、齐、燕、楚、三晋(韩、赵、魏)、宋、卫、中山,加起来是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之所以称之为策,大概只是记录而不评论它,所以就用策作为它简化的名称。有人说:汉代刘向认为是战国游说之士为合纵连横出谋划策,所以叫它《战国策》。到了汉朝孔衍时,又认为《战国策》所记载的不能尽善尽美,于是援引太史公司马迁的记载,比较《史记》和《战国策》的不同与相同,删削这二种史书,汇聚成一种记载,起名称叫做《春秋后语》。除掉东周、西周二周和宋、卫、中山四国史事,它所保留的只是剩下的秦、齐、燕、楚、三晋七国罢了。《春秋后语》记事起自于秦孝公,结束于楚汉之际,和《春秋》相比,也叙述完了二百四十多年的往事。开始时孔衍撰写了《春秋时国语》,后来又撰写了《春秋后语》,编成这二部书,各自分为十卷。如今在社会上流传的,只有《春秋后语》得以保存下来。考察《春秋后语》的序中说:“即使左丘明本人也不能超过该书。”世上的人都指责孔衍不能估量自己能力,不会评估自己的德行。探寻孔衍这句话的意思,把自己的《春秋后语》同左丘明的相比较的,应当是指《国语》,而不是指《春秋内传》即《左传》。一定要比较就要把同一类别放在一起才行,怎能对孔衍多加嘲笑呢?正当汉朝政权失掉统治人民的能力,各路英雄豪杰角逐力量时,西晋人司马彪又记录那时发生过的事情,于是著作了《九州春秋》,冀、徐、兖、青、荆、扬、凉、益、幽九州各写成一篇,加起来共是九卷。探讨它的体例,也是近代的《国语》了。自从曹魏迁都许昌,定都洛阳,魏蜀吴三国像鼎足一样峙立;东晋建都长江、淮河的分界建康时,国家分裂;那时的国君虽然名号也与称王天下的人相同,而在占地上却实际上等同于割据一方的诸侯。各分裂据政权管辖下的史官,记录它们的国家事情;写纪传体裁的人,就仿效班固、司马迁;创立编年体裁的人,就模拟荀悦、袁宏。在这时候,《史记》、《汉书》创立的纪传体广泛流传于社会,而《国语》创立的国别史风气就逐渐衰微不振了。
《史记》流派的史书,它的起源产生于司马迁。自以《诗》、《书》、《礼》、《易》、《春秋》流行衰微,诸子百家竞相陈列,事迹错杂,前后不一。到了司马迁时,便收集本朝修纂的历史,采访平民之家,上起自于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本纪、列传用来统领君臣,史书、史表用来接照类别编排记录年代,加起来共一百三十卷,因袭鲁国史书的旧有名称,给它起名叫做《史记》。从此以后汉代史官所续写的纪传体史书,都将《史记》作为名称。等到东汉著作史书,仍然称作《东观汉纪》。到梁武帝的时候,又动员他手下的众位大臣,上起自于太初,下终于齐王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这部《通史》从秦朝以上,都以《史记》作为蓝本,而另外采集其它说法来扩大不同的见闻;到两汉以来,就全部记录当时的本纪、列传,以而使上下通畅,风格相互一致;还有三国时期吴、蜀二国的君主,都列入世家;五胡(鲜卑、匈奴、羌、氐、羯)和拓拔氏,都列在夷狄列传,大致上该书的体例都像《史记》一样,其中有所不同的,只是没有表格罢了。此后元魏济阴王晖业又写成《科录》二百七十卷。《科录》的断限也起自于上古,而终于刘宋时期。该书的编次大多仿效《通史》的体例,而选取其中的旧事尤其相似的内容编为一科,所以就用《科录》作为它的名称。本朝显庆年间,符玺郎陇西人李延寿抄集近代各种史书,南方起自于刘宋时期,终于陈朝;北方起自于北魏,结束于隋朝,南北方加起来共一百八十篇,命名为《南北史》。该书君臣之间流传下来的惯例,是本纪、列传按群体相互分别,都按照类别相互归属,各自依附于本国之下。所有这些著作,都是《史记》流派。探究《史记》所载疆土边界辽阔,年代月份长久,而用本纪、列传来分别记载,用书志、表格来分别记载;每次议论国家的同一政事,就往往像北方胡人,南方越人一样分散开来;叙述君臣之间同一时期事情往往像西方的参星、东方的商星一样分离开来:这是《史记》作为通史体裁的缺点。再加上《史记》所记载的内容太多是堆聚旧有记载,有时也采录一些诸子百家的杂谈;所以让阅览的人,事情很少有不同的见闻,而言语绕弯重复出现:这是撰写烦杂的地方。况且《通史》以后的纪传体通史,文辞繁冗累赘,于是使做学问的人宁愿研究原书而懒得看一眼新的记载。而且编纂完成后没有多少时间,而残缺就多起来,可以说是辛苦而没有功劳,这是著述的人所要深深引以为诫的。
《汉书》流派的史书,它的产生起源于东汉的班固。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结束于汉武帝时期。自汉武帝太初年间以下的史事,都缺着而没有记录。班彪因袭《史记》的记载,演变成《史记后记》来接续前编。到班彪的儿子班固时,便以汉高祖时作为断限,一直记载到王莽时期,分为十二本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撰写一部史书,命名为《汉书》。从前虞夏时期的《典》、商周时期的《诰》,孔子撰写它们时,都称它们为《书》。把“书”作为名称,也是考察古事的美好称呼。探究班固的创作,都以司马子长的《史记》为准则;只是不再写世家,并改“书”叫做“志”罢了。自从东汉以后,写作史书的人相互因袭,都继承《汉书》的名字,没有什么变革的地方。只有《东观汉纪》叫做《纪》,《三国志》叫做《志》;然而称呼虽然不同,而体例却完全相同。遍览自古以来史书的记载,《尚书》记载周朝史事,结束于秦穆公;《春秋》记述鲁国的史文,终于鲁哀公;《竹书纪年》记载不到魏灭亡就结束了,《史记》只是谈论到西汉开始。像《汉书》这样的史书,终究西汉一钞的始末,穷尽刘氏一家的兴废,统括整个西汉一代,撰写成一部史书。记言都十分精微干练,记事十分完备周密;所以做学问的人容易研究探讨,容易在它上面收到功效。自班固那时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这种做法。
在这里考察了这六大史书流派,讨论了上千年时间的史书编纂情况,大概史书的类别也就全部出现在这里了。而淳朴之风消散,时代推移社会变迁;《尚书》等四种流派,它们的体裁长期被废弃了,所能够效法的,只有《左氏春秋》和《汉书》之家罢了。
二、《史通•二体》译文
在三皇五帝的时代,书籍曾经有《五典》、《三坟》,可距离现在太久远了,没办法闹得一清二楚。从唐尧、虞舜以下直到周朝,这些记载组成了《古文尚书》。但是当时的世道仍旧很淳朴,文字奉从简略,要索求完备的史书体裁,原本上就不存在。此后左丘明给《春秋》作解释,司马子长编写《史记》,史书体裁到这时才完备了。后来接续的作品,相互遵照着写出来,即便有改动扩大,也仅仅变换一下各自的书名篇目,范围本来就有限,谁能超出这个范围呢?大致上说,荀悦、张璠属于左丘明的一派;班固、华峤,属于司马子长的同类。只是这编年、纪传两大史书流派,各自看重夸耀本流派,一定要辨明他们的优点与缺点,才能够说出个究竟来。
像《春秋》这样的史书,缀联日期和月份形成编排次序,标列季节和年份来互相接续,中原国家与边疆各部族,在同一年同一时期,没有不完整地记载那些事件,显现在读者的眼前。道理全都包括在一桩记载中,语句没有重复出现的现象。这是它构成长处的地方啊!至于贤能的士人,贞烈的女子,才华出众的人,品德美好的人,如果他们的事迹与国家政治有关系,必定予以高度注意观察而完整地加以记载,如果他们的事迹与国家政治关系不大,只有坚持正直的原则的才详细地加以述说。例如绛县的老翁、杞梁的妻子,有的是晋国的国卿才获得记述,有的是因为答对齐国的国君才被记载的。他们中存在着贤惠像柳下惠,仁德像颜回那样的人,最终也没能够彰显他们的姓名、显扬他们的言行。所以论起编年体史书细小内容的处理,就连最细微的事情都不遗漏;说起编年体史书重要内容的处理,就连十分重大的事情都给抛弃掉。这是它构成短处的地方啊!
像《史记》这样的史书,本纪用来包举朝廷大事,列传用来曲折详细地记载小事,表用来按表格形式标列年代和爵位,志用来总括本纪、列传和表所遗漏的内容。至于天文地理、国家法典、朝廷规章,明显的和隐微的,必定都完备地包括进来;重要的和次要的都不遗漏:这是它构成长处的地方啊!至于同是一桩事件,分散在好几篇里,断断续续,彼此分离,前后多次重复出现。在《高祖本纪》里就说事件叙述在《项羽本纪》中,在《项羽本纪》里就说是事件详载在《高祖本纪》中。又编排同类的人物,不讲求年月的先后,时代在后的人却选出来位于前面,时代在前的人却压下去归入后面,于是致使西汉贾谊与楚国屈原在同一行列,春秋鲁国的曹沫与战国燕国的荆轲编在一起,这是它构成短处的地方啊!
考察这二种史书体裁的长处与短处,相互存在着得失,而晋朝干宝编著史书,竟大力称赞左丘明,却深深贬抑司马子长。他的主要意思是说:左传能用三十卷的简短篇幅,包括二百四十年的史事,没有遗漏。探究他这种说法,称得上是有力的论断吗?查验春秋时期发生的史事列入左氏所记载的,大致上获得三分之一罢了。左丘明自己也清楚他那书的缺漏,所以又编撰《国语》来增广它,可是除《国语》记载的以外,还有很多缺漏,怎么能说《左传》包罗无遗了呢?假设左丘明世世代代担任史官,都仿照《左传》写编年史,至于前汉的隐士严君平、郑子真,后汉的名士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仲舒回答帝王询问的书策,刘向、谷永的献纳奏章,这些人物全都是品德在各类人中占第一,名声传布天下,识见能洞察细微和明显的地方,言论上能把军国方面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他们有的因为自身隐遁,地位低下,不参与朝政;有的因为文章冗长,事迹很多,难以进行次序编排,全都省略而不记载的话,这还勉强说得过去。如果必定是真实情况而有舍不得的地方,不加以删除的话,那么记载西汉一代历史的包括志和列传在内的一百卷汉书的内容,全部列入十二帝纪中,将恐怕成为既琐碎又很杂乱、力尽疲乏毫无力量的东西了。因而班固知道结果会像这样,就设立帝纪、列传来区分,使它们历历可观,主次有区别。荀悦厌烦班固的编排不切实际,又依照左氏的编年体另成一书,对《汉书》进行剪裁压缩,才为数三十,历代却称赞他这部新著,认为超过了《汉书》。既然如此,那么班固、荀悦为代表的纪传、编年两种史书体裁,比试生命力争占上风,想废弃其中的一种流派,压根也就很困难了。后来写史书的人,超不出这两种写史书的途径,所以晋朝的国史有王隐、虞预先后写成纪传体《晋书》,却又用干宝的编年体《晋纪》来相配;《宋书》有徐爰、沈约先后写成的纪传体《宋书》,却又分化出裴子野的编年体《宋略》,它们各自是有本身的优点,在世上一起流传。看来干令升(宝)的说法就太偏激了,它只是墨守编年体一家而已。
思考题:
1、阅读一部有关史著体裁的系统论著。
2、中国史书有哪些基本记载体例。
3、比较纪传体与编年体各自的优点与缺点
4、《史通•二体》对编年、纪传之短长的辨析是否全面恰切?
5、史才三长说为什么是一个优秀史家必备的素养
参考书:
1、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谈》,中华书局1994年版。
3、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许凌云《刘知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白云《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6、杨燕起、高国抗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修订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