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战争后期。公元前478年以后，希腊与波斯间的战争时断时续地进行到公元前449年，对希腊本土影响不大。而从这后，斯巴达与雅典间的矛盾却在发展。斯巴达原为希腊盟邦反抗波斯的军事统帅，雅典人则掌握海外作战的主要力量海军。公元前478年底公元前477年初，雅典与爱琴海岛屿和小亚西海岸许多希腊城邦结成同盟，目的是劫掠波斯领土，以报复他们过去的损失，各盟邦或出战舰或出钱，金库设在提洛岛，所以称为提洛同盟。同盟有代表大会，雅典为同盟领导，势力日趋强盛。斯巴达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把伯罗奔尼撒半岛各城邦拉进以它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积怨颇深。公元前457年斯巴达与雅典开始发生武装冲突，公元前449年，雅典与波斯缔结和约，波斯承认小亚西海岸希腊城邦的独立，放弃对爱琴海的霸权，希波战争正式结束，雅典成为爱琴海霸主，它与斯巴达的矛盾成为希腊城邦间的主要矛盾，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
2、战后奴隶制的发展。希腊的奴隶制度分为两大类型：斯巴达型和开俄斯型。斯巴达型奴隶是被征服的希腊人，开俄斯型奴隶是买来的非希腊人，在剥削方法上两种类型略有不同，斯巴达型奴隶主要用于从事农业，并交纳一部分收成；开俄斯型奴隶用于各种生产劳动、家内劳动甚至充当奴隶主的管家。但总的来说，两种类型的奴隶都是奴隶主阶级的财产，所以古代希腊人同把他们列为奴隶。雅典及许多工商业为主的希腊城邦属于开俄斯型奴隶制，斯巴达及克里特岛诸城邦的奴隶制属于斯巴达型。希腊战胜波斯后，雅典等城邦的工商业大有发展，所用奴隶增多，一般小农也可占有一两个奴隶，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俘，通过奴隶市场进行交易。斯巴达的奴隶最多，雅典也是当时奴隶最多的城邦之一。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和压迫，引起了奴隶的强烈反抗。约公元前464—455年，斯巴达爆发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历史上称之为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起义者给奴隶主以沉重打击，斯巴达不得不同意起义者及其子女作为自由人永远离开斯巴达，这使斯巴达失去大批奴隶，经济损失惨重。公元前413年，斯巴达侵入阿提卡，雅典2万多名奴隶乘机逃亡。公元前412年，雅典入侵开俄斯，岛上奴隶乘机大批逃亡。这都给当地奴隶制以打击。公元前5世纪，希腊各城邦的自由民内部也有大土地所有者与小土地所有者、富人与穷人、奴隶主寡头派与奴隶主民主派的斗争，但总的来说自由民的分化不太激烈。当时斯巴达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不能买卖，一般公民虽然政治上没有多大权利，但是他们保持了自己的一块份地，同时也就保持了自己的公民权和剥削奴隶之权。庇里阿西人虽无公民权，但经济上也能维护其小康局面。在雅典，债务奴隶制早已废除，公民中的小农和手工业者在经济上地位较稳定，政治上也享有一定权利。雅典还有许多无公民权而有人身自由的外邦人，他们一般从事工商业，其中有些人很富有，现在很少见到公元前5世纪时的卖地文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小农的分化在公元前5世纪远没有以后那样剧烈。因此，在奴隶与奴隶主的对立中，自由民中的下层或小所有者在政治上通常站在奴隶主一边，所以当时城邦是巩固、繁荣的，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当时以自由民与奴隶的矛盾表现了出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
3、雅典民主政治的全盛时期。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雅典政体逐渐向奴隶制民主制发展。希波战争中雅典确定其海上霸权的是海军，而海军成员主要是平民。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在海外，他们的代表人物利用这支力量对外争夺霸权，对内反对贵族寡头派，并逐渐剥夺贵族会议支配国家政事的权力和地位，使其变为主管宗教事务的机构。伯利克里时期，民主制又有发展，他大大加强海军力量，取消贵族会议的一些权力，壮大平民力量，从而使雅典城邦的奴隶主民主政治达到了繁荣阶段。当时，公民大会是雅典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内政、外交、战争、和平等国家大计。500人议事会仍从十部落中各抽签选50人组成，每部落所出的50人轮流在一年的大约1/10的时间里担任议事会的主席团，处理日常政务，召开公民大会。陪审法庭是最高监察司法机关，有6000名陪审法官，监督公职人员的工作。最重要的官员十司令官在公民大会上举手选出，连选连任，不仅统帅军队且参与政治，实际掌握着国家大权。雅典民主政治不仅排斥奴隶和外邦人，而且恰恰是剥削和压迫奴隶及盟邦的工具，为了发放津贴，需花费大笔金钱，这些钱，来自劳昂银矿万名奴隶的血汗，来自同盟金库即盟邦劳动人民的血汗，雅典奴隶主之所以让一部分公民在政治上有一定权利，在经济上得些津贴，正是因为需要他们作为一支武装力量，对内镇压奴隶，对外镇压盟国，并与其它国家争夺霸权，因此，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正是奴隶主阶级实行专政的一种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