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化形成的标志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封建主阶级、农奴阶级的出现。法兰克人是蛮族世界中最落后的一支，三世纪以后才开始由氏族公社向以地域联系为纽带的农村公社（马尔克）过渡，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当时在农村公社里，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公社占据的土地全归公社所有，只有宅旁属地归个人所有。五到六世纪，随着法兰克王国对高卢的征服，新占领的无主土地归公社，其余归全体法兰克人共有，而国王和贵族则占有罗马皇室的土地，并把一部分赏赐给部下，这样就形成了一批大土地所有者，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社会形态，这在《萨利克法典》中有所反映。《萨利克法典》是法兰克人古代习惯法的汇编，约在六世纪克洛维死后编成，它是研究早期法兰克社会制度的重要文献，它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基本上是法兰克社会封建化的起点，反映了当时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态：农村公社所有制和王室与地主所有。法典规定，任何人不经许可不得随意迁入其它村庄，如果强制迁入者要处以罚金，这说明当时存在着公社土地所有制。法典把罗马人分为三种：占有土地的罗马人、与国王同桌共餐的罗马人、负有纳税义务的人，前两种显然是罗马的土地所有者。另外，从法典规定的对各种犯罪的罚金来看，它明显保护贵族特权和王权尊严，国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说明法兰克的等级划分和阶级对立已开始。当时社会的直接生产者除奴隶外，还有大量法兰克自由农民，但他们的地位很不稳定，从六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公社土地变为可以自由买卖和转让的自由财产，于是自由民的分化日益加剧，再加上社会动荡、外族入侵，特别是克洛维的子孙们长期混战和苛捐杂税，使许多农民倾家荡产，失掉土地的农民不得不投靠教俗大地主，逐渐失去人身自由，变为农奴。拥有土地的农民为躲避官吏、豪强的勒索，被迫把土地交托给教俗贵族，乞求保护，这被称为“委身式”，农民一旦委身，便失去土地所有权和人身自由，沦为农奴。随着自由民经济的逐渐减少和大地产的不断增长，同时由于国王无条件分赠土地，使王室的权力大大削弱，为了加强王权，查理•马特时期实行了采邑制，他把一些贵族与教会的土地没收后，作为采邑封给将领和官吏，采邑的领受者必须服兵役，受封者被称为“封臣”或“附庸”，对封主要承担义务，如不承担义务，封主有权收回采邑，受封者死后，采邑交还给封主，其继承者如果愿继续从前的关系，必须重新履行受封仪式。到九世纪后期，采邑虽然已变成世袭领地，但仍以服兵役为条件。采邑制以土地为纽带建立了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地主阶级内部的联系，领主有责任保护附庸，附庸要宣誓为领主效忠，随时应召为领主作战。后来，国王以下的大封建主也把自己的土地作为采邑，逐次分封给自己的下属，从而形成了封建贵族的等级制度。同时，采邑改革建立了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骑兵制度，提高了法兰克国家的政治军事力量，为日后加洛林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八世纪末九世纪初，采邑分封遍及法兰克全境，法兰克国家的封建制度基本确立。国王、封建主和教会占有国家的大部分土地，他们通过采邑分封逐渐形成依次互为主从的封建等级制，通过这样的联合直接统治和剥削劳动人民，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完全的行政、司法、军事、财政等特权，称为“特恩权”，国王是最大的封建主，但其权力只限于自己的领地之内。封建主剥削农奴的重要形式是封建庄园，庄园的主人是世俗和教会领主，成员为农奴，庄园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内部所需一切全部自己生产，土地有领主自营地和农民份地之分，农奴在人身上依附领主，主人有权任意处置农奴，农奴的财产死后归主人所有，其后代如要继承，必须缴纳“死手绢”税。由于农奴的处境与奴隶无异，所以他们以逃亡和起义反对封建剥削，这迫使封建主把剥削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