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理学正统论
强调正名分与辩正统。 明代理学正统论的奠基者方孝孺，明史学接自南宋以来的南方理学化史学，史学理论的首要问题为争正统论。反对以“一时”之强弱、事功成败论史，主张以永恒的、至高的“大中至正之道”、“天道”来评判历史。三代、汉、唐、宋其主皆有恤民之心是正统变统?取之不以正, 如晋、南朝宋、齐、梁，守之不以仁义如秦与隋，夷狄、女后都是变统。
《永乐大典》
明成祖命解缙等编纂，共22937卷（含目录、凡例60卷），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天文、地理、医卜、戏剧、评话、工技、农艺等各类著作。元以前佚文，多赖之保存。《永乐大典》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 也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
《元史》
《元史》210卷，本纪47卷，志58卷，列传97卷，起铁木真称成吉思汗（1206），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天文、历法、地理、河渠四志材料珍贵。洪武年间编成。
《大明会典》
孝宗弘治十年（1497）始修，李东阳、焦芳、杨廷和为总裁。十五年书成。后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神宗万历三朝皆续修。《大明会典》228卷，记载明代典章制度，以六部为纲，分述诸司职掌与事例、冠服、仪礼等，并附插图。较《明史》各志为详。
李贽《藏书》、《续藏书》:
李贽(1527-1602),福建晋江人.30岁以前在家乡读书,应考,外出谋生；30岁后,为官从政，54岁致仕归隐,潜心史学。神宗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为罪,逮捕李贽,贽自尽。
《藏书》68卷，略仿纪传体史著，载录战国至元亡历史人物约800名，材料多源于“正史”。评价人物不以“儒者相沿之是非”为标准，“一切断以己意”（《藏书•梅国桢传》。
《续藏书》27卷，只有列传，无世纪，专记明代人物，记明兴至万历年间400多人。对当代人、事无所忌讳。《续藏书》将人物分成两大类:功臣和名臣.其下又分门别类。
谈迁与《国榷》:
谈迁三十余年撰成108卷,500多万字编年体史著《国榷》。《国榷》是记载明代历史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所依据的是历朝实录,邸报和私人著述.谈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明实录》的曲笔讳饰进行了揭露和批评。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巨著。
焦竑《国朝献征录》
焦竑的《国朝献征录》120卷，为人物传记汇编。焦竑网罗洪武至嘉靖年间明宗室、勋戚、内阁以下文武百官以及隐逸之士、宦官的碑传材料，兼及少数民族及周边国家的记述，所记人物，依68门分类，征引皆注明出处。
明清之际史学
一、“实学”和“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1、批评当时社会上的空疏学风。2、提倡学以“经世应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日知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二、历史编纂学进一步发展
1、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和《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学者称黎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所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奠定了学案体史书体制。
《明儒学案》62卷，记载有明一代学术思想发展概况，为最早、早完备的一部学术思想史著作。按学术传授系统，将200余名学者分成不同学派，立19个学案，大致分三时期：初期叙程朱之学和陆学，中期重点叙王学；末期立“东林”、“蕺山”两学案；另有“诸儒学案”，叙不属任何学派的方孝孺等43人。
《宋元学案》100卷，黄宗羲晚年成书17卷，后由其子百家、全祖望等人续成。分宋、元为86学案，记宋元400余年、2000余名学者的学术宗旨和学术活动。体例仿《明儒学案》。
《明夷待访录》的思想倾向：反映黄宗羲政治,经济思想的代表作.反对君主专制,主张要以"法治"来代替"人治".主张工商皆本平均土地思想反对八股制艺主张强化宰相权力扩大学校作用。
2、王夫之《读通鉴论》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读通鉴论》和《宋论》为其史论代表作。
《读通鉴论》30卷，根据《通鉴》所载史事,用评论历史的形式来发表自己政治主张和历史哲学的史论专著.作此书之目的是从史书中寻找"经世之大略".每卷以朝代为别，每代以帝王之号为目，每目下分若干条，共85目，约900条，另在卷末附《叙论》4篇，叙其写作意图和主导观点。此书为系统评论古代历史的专著。
《宋论》15卷，详论有宋一代历史得失，体例如《读通鉴论》，以帝王之号为目，每目下分若干条。
王夫之的史论方法：史论为借史发挥，探索历史，广博论证，综合比较；理论以史实为根据，以供借鉴取资，借此可提高自身素养，可用以治理客观世界；但所论仅为供人参考之历史分析法，并非始终不变。
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附《日知录》）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初名绛，学者称亭林先生。清初，从事抗清活动十余年，代表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
《天下郡国利病书》记全国各地的疆域、形胜、关塞、兵防、农田、水利、特产、赋役等。
《肇域志》记全国各地的建置、沿革、形势、城郭、山川、道路、街市、坊宅、兵防、风俗、寺观、水利、贡赋、陵墓、郊庙等，有的府、州后有食货或职官二类。
特色与价值：第一、许多内容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利病书》重点辑录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尤其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地理。《肇域志》也主要关注经世内容。第二、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相结合。文献资料的丰富，实地调查的细致。第三、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
《日知录》：32卷,内容宏富,贯通古今,集读书笔记一千余条。编次不分门目,以类相从,“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每论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考证。《日知录》的宗旨在经世致用。他著作《日知录》就是为了探讨吏治、赋役、典礼等古制的来龙去脉，以达到“规切时弊”的目的。
顾炎武对清代考据学的影响：
清代考据学，以顾炎武为鼻祖。顾氏提倡切实读书，博学于文，以从事于经世致用之学。其治学之方法，极为客观，普遍网罗证据，严格批评证据，由证据而得结论，不自结论而寻找证据。效法之人前后相望，于是被称之为考据学。迄于乾嘉，遂至极盛。
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1631-1692），字瑞五，一字复初，号景范，江苏无锡人。《读史方舆纪要》130卷。附有《方舆图说》5卷，为15省与九边、黄河、海运、漕运，以及朝鲜、安南、海夷、沙漠等地图和沿革建制简表。采用朱熹“纲目体”，自撰纲要，自为之注，正文顶格，注文低于正文。
《明史》
332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明史》为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
《明史》纂修前后累计95年。
编纂特点：
（1）纪传四体：本纪：为建文帝、景帝立纪；志：“职官志”于京城诸衙后特立“宦官”，专叙宦官衙门，立“土司”，记明代土司制度；“刑法”：“综明代刑法大略，而以厂卫终之”；《艺文志》仅载当代艺文；表：独创《七卿年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及都察院都御史为“七卿”；列传：阉党、流贼、土司
（2）首创正史设图之例：《历志》增图以明之；
（3）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忠义传》多至七卷，并专设《流贼传》，记忠义、孝义、列女等传达2000多人。
评价：参考材料丰富：实录、邸报、《明会典》及大量私人著作；编纂方法：存疑互见；多载史料原文。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浙江鄞县人。康熙十八年（1679），总裁徐元文欲荐之入史局，力辞不就。后秉父师之教，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至徐元文家，史馆纂修官史稿送到，皆由万斯同审定。后继之总裁，亦以礼相敬。成《明史稿》，卒于北京。
续“三通”和“清三通”
清官修《续通典》150卷、《续通志》640卷、《续文献通考》250卷（“续三通”）、《皇朝通典》100卷、《皇朝通志》126卷、《皇朝文献通考》300卷（“清三通”），此六书与“三通”并称为“九通”。仿“三通”体例，惟《清朝通志》纪、传、年谱省而不作，二十略之目，与郑樵本书同，内容据清代社会实际有所增删。
清会典
记载各机构行政规章、事例的政书。凡修五次，分别为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年间所修。嘉庆、光绪朝所修并有“图”。“图”指礼部的仪式、祭器、卤簿，户部的舆图、钦天监的天体图等，称“会典图”。
大清一统志
清朝三修一统志：康熙《大清一统志》，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成于乾隆八年（1743），历时57年，共计356卷；乾隆一统志》，始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历时20年，全书424卷（《四库全书总目》记为500卷）；《嘉庆重修一统志》，始于嘉庆十六年（1811），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历时31年，全书500卷。三次修撰“一统志”，带动了各地方志的编修。
乾嘉史学的成就
1、对旧史的编订与整理
2、旧史的辑佚、校勘与辨伪
3、乾嘉“三大考史家”
（1）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100卷。考订“史”、“汉”至《新五代史》的17部正史（实为19部，加《旧唐书》、《旧五代史》）。文字校勘：为全书的重点。用各种版本，并参群书校阅；并非全面校，而是发现问题重点校。考证典章制度：重点是地理和官制。评论史书：不同前人观点，对十七史的体例、内容以及作者，都作评论。治学方法：重视目录、正史和《通鉴》。不足：谩骂前人，部分条文不够精审。治史的局限：未考辽、宋、元、明等史；掌握资料不足。
（2）钱大昕《廿二史考异》
考史重点：舆地、官制、氏族；他还长于天文、历算，通于年代之学。不足：重考据，少议论；博古而不通今：未考议《明史》。编纂体例：先列各史纪、志、表传标题；标题之下，列有考证诸条：先录原文，接续列出证据，指其异同疑误，间或写有按语，判明是非。
考史方法：（1）取证：汇集材料（2）比较：以断定史籍记载的真伪与是非（3）专题考索
（3）赵翼《廿二史札记》
编写方法为以本史证本史；内容为史法与史事并重，更着重于“治乱兴衰之故”；评论史书：对历代正史进行认真评论。评论历史人物或史事：揭露暴政，抨击权贵；不足：记事谬误错乱之处极多：所论偏颇。
章学诚和《文史通义》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强调经世致用，反对考据。著作主要是《文史通义》、《校雠通义》。
一、章学诚的史学批评思想：
1、论治学。
（1）“札记之功，必不可少”（2）“为学之要，先戒名心”（3）“善取不如善弃”（4）“著前人之说，示不相袭”
2、论“六经皆史”
3、论纂辑、考证与著作。
纂辑是比次之书，是功力而不是学问，但也是学问所不可缺少的。考证是考索之功也很必要，但也不算学问。著作是独断之学，成为著作须有三个组成部分：义、事、文。独断之学若无比次之功即不知其所取材，考证若没有比次之书亦无以为据。
4、论“记注”和“撰述”。
章学诚将史籍区分为“记注”和“撰述”两大门宗。章氏用“方智 ”、“圆神”来说明两类史籍的性质和基本要求，揭示出“记注”的特点在于保存资料，故其贵博取广搜，赅备无遗；“撰述”的特点在于史义，即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故贵抉择去取。“方”，是指体例的严整有序，使之能够储存、容纳尽可能完备的历史知识；“圆”，是指体例上的灵活变化，使之能够充分反映史家的历史认识。
5、论“史法”与“史意”
“史法”探讨历史撰述之形式和内容，“史意”探讨历史撰述中的思想，突出史学著作的个性和史学主体意识。章强调“史意”，特别重视史家的“心裁别识”，“独断于一心”。史法与史意是有联系的，史法是史意的表现形式，史意又依赖史法来反映，史意是史法的进步与升华。
6、论“史德”与“文德”
章氏首创史德之词。章提出了“文德”作为史学批评的方法论原则，即“临文必敬”、“论古必恕”。
7、论“通史家风”
章偏重写通史。认为通史之作有六便、二长、三弊。
六便:“免重复”，断代中使前一朝的末年与后一朝的开始相重复；“均类例”，断代史的体例不相继承；“便铨配”，易于说明沿革，写通史可以打破朝代，便于把同一类人物列入一类以见其治革，典章制度更如此；“评是非”，后朝写前朝史易有偏见，因二代往往有很密切的关系；“去抵悟；“详邻事”，关系好的邻国则美之，不好的则污之。
二长:“具剪裁”，断代史有的朝代短，为使其成一部书，便堆积材料，通史则需对史料加剪裁；“立家法”，即成一家之言。章氏所言通史之弊，并非指通史本身的弊病，而是指若写不好则会生此三弊:“无短长”，即无取舍而像以前断代史的文字一样；“仍原题”，断代史的标题不同，如艺文志与经籍志，世家与载记；“忘标目”，类传中的人物不注明时代。
二、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与实践
1、提出“志为史体”。
2、提出“方志立三书”。仿纪传正史作志，仿律令典例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作文征。”“三书”之外，另立“丛谈”或“余编”。
3、“乘二便，尽三长，去五难，除八忌，而立四体，以归四要”的修志指导思想。
“二便”：地熟时近，容易调查了解；
“三长”：具备识见个公心，就可以定出条例而绝私情；
“五难”：清晰度地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
此三者是就修志的客观和主观的条件而言的。
“八忌”：忌条理混乱，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胜，忌擅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是对修志时容易犯下的几种毛病而说的。
“四体”：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即四种志书体裁
“四简”：要简，要严，要核，要雅。讲的修志要求或标准，这一点最为重要。
在总结修志工作的基础上，他还提出了十点建议：提出修志“十议”。
4、建议在各州县立志科，为专管方志的机构，为修方志储备材料，以待具史材者修为方志。章的此主张没有被清政府采纳。
（三）章学诚的评价
1、政治思想方面，虽讲经世致用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没有批判的言论，也没有改造社会，改革政治的理想。
2、在社会观上维护封建礼教和名教。当时许多学者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章学诚却极力维护，还在著作中推崇三代，有许多迂腐陈旧的观点。
3、在学术上虽提出六经皆史，但并不批判经而是尊经，当时戴震反对以经束缚人的思想。斥责朱熹以经文迷惑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