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至十三世纪期间，在我国疆域内还先后存在过几个非汉族为主体的王朝，他们的地方行政制度与区划，在其发展过程中，既保存有本民族特有的部族制度，也接受了中原政权曾经实行过的地方行政体制。
渤海国
公元七至十世纪期间，在中国东北流域以靺鞨族为主体的政权。762年被唐王朝册封为渤海国，建庭于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西南，初都今吉林敦化一带，天宝末迁此。）一直于中原王朝保持着臣属关系。渤海国的地方行政制度和区划受唐制影响，设5京、15府、3直隶州，实行府—州—县三级制。其五京为：
上京龙泉府 治：龙州（今黑龙江宁安西南东京城），为渤海国首都。
中京显得府 治：显州（今吉林敦化）
东京龙原府 治：庆州（今吉林晖春西南）
西京鸭渌府 治：神州（今朝鲜慈江道鸭绿江东岸）
南京南海府 治：沃州（今朝鲜咸兴）。
南诏国、大理国
公元七至十世纪在中国西南地区，由今属彝语支各族的先民“乌蛮”、“白蛮”建立的民族政权，其辖境包括今云南全省、四川西昌地区、贵州六盘水地区以及老挝、缅甸北部与中国接壤地区。初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太和村），779年徙都洱海西岸的阳苴咩城（今大理县西）。南诏国接受唐王朝封赐，在沟通本地区与中原及东南亚经济、文化联系方面，起着积极作用。由于受唐朝制度影响较深，其地方行政区划分为六节度，二都督和十赕。“赕”相当于唐代的州。南诏国的地方机构是军政合一的区划。
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南诏权臣郑买嗣反蒙氏自立，928年又被杨干贞所灭。后晋天福二年（937）通海节度段思平驱杨干贞，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理，建立以白族为主体的民族政权。大理国疆域与南诏相当，仍以大理（即阳苴咩城）为都。大理国时期社会经济较南诏有较大发展，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水平已与四川相差无几，商业和对外贸易的繁荣和兴旺，促进了西南地区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大理、善阐、永昌、威楚等区域中心城市。大理王室自认是汉人的遗裔，故大力推行汉文化及宋朝的礼制。
大理政区前期建置一如南诏，六节度二都合为八个地区，故有“云南八国”之称。后期除首都大理所在的直辖区外，分全国为9府、4郡和1地区，共计15个政区。
今西双版纳景洪地区及老挝、缅甸、泰国北部交界地带设置景陇地区。
辽代的地方行政制度与区别
契丹政权的建立早与北宋，所以其地方行政区划沿袭唐朝后期的制度。全国分为五京道，道不设行政机构，各领有府、州、军、县。五京道为：
上京道：治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东南），辖境为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大兴安岭以西的蒙古草原地区。这是辽朝立国前契丹族世代繁衍生息的本土。
东京道：治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此为原渤海国领地。
南京道：治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城西南），即后唐清泰三年（936）石敬塘割与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之燕山以南五州之地。
中京道：治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宁城西大明城），这是奚族住居的地区。
西京道：治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即“燕云十六州”之燕山以外九州。
契丹政权在原契丹民族聚居地和北方游牧民族地区还实行了特殊的地方行政制度：其一为斡鲁朵制，在辽朝帝后行宫周围形成由军队、民户、奴隶构成独立的军事兼生产集团，用于拱卫中央廷帐，集中分布在上、中、东三京道。
其二为头下军州，契丹贵族以俘掠的人户和私有部曲，在契丹本土建立的州县城堡，从事农业生产。
辽代地方行政建置的级别、名号和官制兼采唐、宋制度。
金代的地方行政区划
金代的地方行政区划承袭了辽、北宋既有的划分，但一律采用路制。金代除总管府路制外，还有掌一路财赋的转运使司路制、掌一路司法的提刑（后改按察）使司路制和掌一路兵马的统军司路制，皆于都总府分路不同。
金代与地方行政区划还有猛安谋克制，是战时形成的军事编制单位。300户为一谋克，10谋克为一猛安。金朝初期收降的外族人口也被编入猛安谋克。在女真、渤海人居住地区—东北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流域，金代还设有蒲与路、曷懒路、恤品路、 速府路、胡里汶路，也属地方行政单位，但不领州县，只辖猛安谋克。
金代路以下设府、州、军、县，各级地方长官兼领军事。这些府后来都发展成区域中心城市。
西夏的地方行政区划
西夏是以党项民族为主体的政权，参仿北宋的组织机构建立其地方行政制度，同时考虑对其辖域内多民族杂居地的监控及对周围辽、宋、回鹘、吐蕃的军事攻防，还将全境分划十二个军事区：12监军司，由党项豪族分统军马，各镇一方，以备契丹、宋、回鹘和吐蕃。西夏地方行政制度是府、州领县。全国有四府：首都东京兴庆府（兴州，今宁夏银川）。
